那年我给少爷做伴读

语言学校的那一年里,我们达到了日语N2水平,只有少爷的“二号女友”凭借近乎惊人的前瞻性和规划能力完成了N1的日语学习。我们都或高兴或满足的收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而少爷则在完成了日语学习后转战欧美,继续踏上父亲为他安排好的新一阶段人生历练。

关于少爷,只有两件事需要记录,第一多金,第二很有异性缘。当时有两位班里的马来西亚华裔女同学,对他很是痴迷。这家伙曾向我炫耀,有位女同学总在她宿舍赖着不走,我当时只感到奇怪,后来才想明白这家伙明里暗里的炫耀之意。另一位女同学则和他探讨过很多的问题,也有过情感纠葛,只知道这位女同学提及,在少爷放假回台湾的一次视频中,几分钟的视频聊天没能让少爷从家的这一头走到家的那一头。

后来和他一起注册Facebook的经历也佐证了他的家庭情况之优异,大家都拿自己或杀马特或咔哇伊的照片做头像,而他的头像则是永远新注册用户干涸的荒漠般的假人像,问及原因,他居然一脸严肃的说会被绑架,从当年的嗤之以鼻到后来想明白,人和人真的不大一样,在我考虑我的新头像会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注意人身安全和信息保护了,这中间对人生的理解怕是一条从阿米巴原虫有没有大脑到星际大战的战争走向般的巨大隔阂,而当年那个时间点,我和他是最要好的朋友。

至于少爷为何让胜尾老师头疼,则是源于追星。他并不追星,但当他订购了40箱AKB48的专辑,卡车把专辑送到语言学校门口的时候,胜尾老师,也只能顶着学校的问责和可能藏在心里的慨叹,和陈同学沟通暂停他下一次的商业活动。而我,则和谢姓同学陪伴他抽出其中的应援券,干了足有一整天。据说应援券会卖回香港台湾帮助偶像的粉丝为心爱的偶像加油打气获得更高的成就。

那年冬天,在语言学校三楼的走廊上,我们蹲在纸箱堆成的山旁,一边撕塑料膜一边嘲笑彼此的手速不行,谁最慢就要被罚去711食堂买热可可。我们知道这事听起来很蠢,但那天谁都笑得很开心。

只是当时没人知道,这种无所事事又彼此陪伴的日子,后来再也不会有了。

那年语言学校快结束的时候,少爷的二号女友考去了岐阜,而我收到一所地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则一边准备着去欧美的行李,一边在社交媒体上点赞我们所有人的“合格通知”照片,但一句祝贺的话也没说。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轨迹就真的分开了。

我后来回头想,那个说自己不能用头像怕被绑架的人,那个在视频通话时“连家都走不完”的人,和我这个为头像发型纠结、为N2而沾沾自喜、用LOL和辩论来延迟成长的我,之间的确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那是一种我当时不懂的安全感,是提前安排好的人生,是我没想过也走不进的生活。

而我,很高兴那年能做他的“伴读”。不是因为他多金,也不是因为我们合得来,而是因为他让我意识到:在自己贫乏的“未来图景”之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维度和可能性——是那年最早的一堂“成长课”。

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我希望他现在的生活,依旧没有头像,依旧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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