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斌是我的好朋友。我与张文斌从初中同班、中师同校、又同时参加革命，直到2003年他去世，前后六十年，始终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终生不逾，友情不亚于管仲与鲍叔牙。
(一)
张文斌(为诉述方便，后称张君)比我年长两岁，1947年夏，我与张君同时从阜阳县插花中学毕业。他家在农村，父母务农，初中3年都是自带粮油柴在集上租房起小伙；我父亲虽在集上做个小生意，收入也十分有限，到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就已经是借高利贷给我交学费了。两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我们到阜阳城读普通高中，只能去报考减免伙食费、学杂费的中等专业学校。根据当时各校考期先后错开的情况，我们决定报考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和凤阳、凤台两个师范学校。
7月底，我和张君便开始了赶考之行，前后近一个月，步行七百余里，经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磨难。
从张君家出发那天，每人背上都背有内装衣服、文具和升学参考书的包袱；张君父亲还提了一个干粮袋把我们送到5里外的老李集。临别时，他嘱咐张君说：“文斌你大几岁，不论走路、住店，你都要多担待些！＂张君应答后，我们就一直到向东走去。起初，都步履轻捷；下半天，我的脚打泡后，速度就开始慢了下来，直到太阳落地，我们才走完50里，到达芡河南岸小集上的一家饭店里住下。旧社会流行＂住店不住店，先吃两碗面＂的规矩。我们每人吃了两碗面条后，便在店主指引下，到芡河岸边搭乘了一艘刚卸完石灰准备返回蚌埠的木船，航行了一天两夜，第3天在晨雾朦胧中到达了久仰的蚌埠城一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统考点。
报名之后，我们就到张君一家亲戚在蚌埠船坞附近开办的猪场借宿。猪场有七八个伙计，每天早饭后下乡买猪，下午回场。那亲戚安排我们：用伙房灶堂余火买米自炊，每天也吃两顿饭；饭后就到猪场附近树林里复习迎考，有事外出要打招呼；夜晚找席子与伙计们一起睡在院内的空地上。晚饭后，劳累了一天的伙计们，南朝北国地扯了一通之后，很快都进入梦乡，而我和张君却难以入睡。猪场里的蚊子特多，白天在猪圈内养精蓄锐，刚到夜晚就成群结队地扑向我们这两个稚嫩的躯体吸血放毒。第一夜，我和张君都没合眼，噼噼啪啪地和蚊子们一直打到天亮，每个人的脸和腿上都留有许多血点，皮肤过敏的张君俩眼肿的合缝。伙计们见了都哈哈大笑，说蚊子专欺生人。他们说，睡觉时，要先用绳子把裤口扎紧，然后用床单把头和上身裹严，准能睡个好觉。第二天，我们照此办理，果然睡得安稳。但张君左腿却从此留下了＂连疮腿＂的固疾。
工业专科学校规定在报纸上发榜。考完之后，我们立马赶到凤阳师范应考，借住城北一个菜农家买米、拾柴自炊，夜晚就睡在附近打谷场上。一天下午，我和张君正在房东门楼下分析几何题时，突然从门前大道上过来两个国民党兵，要身材略高的张君把一袋大米扛到附近玉皇顶山上的兵营里，张君拒绝帮忙，却被强拉了去。我虽没有此役，岂能不顾同伴安危？立即带上准考证跟了去。不料送完米后，他们却要把张君留下当兵。我们说不愿当兵，并拿出凤阳师范的准考证让他们查看，他们仍不放人，双方争执起来，直到他们的上司出来后，我们才得以返回住地。
凤阳师范发榜之后，我们立即赶往凤台，因为两天后凤台师范就要截止报名了。为了省钱，我们从门台子坐火车到达蚌埠后没有出站，又扒上一列到九龙岗拉煤的空车，戴着草帽在车箱里晒了五个多小时，直到晚上九点钟才到达九龙岗，下车后就睡在铁路边的岗亭下，在蚊虫叮咬中入睡；第二天刚蒙蒙亮，我们又上路了。中午前，我的脚又打泡了。为了争取时间，张君把两人的行李并在一起，他一人背着头前走，让我在后面紧跟。那天万里无云，太阳火毒，没走多远，我就汗流浃背、口渴难耐。路旁每隔一二里就有卖西瓜、开水的茶摊，但因囊中羞涩，只好一忍再忍；直到我发现自己的小便呈殷红色时，才不得不买一碗开水喝了继续赶路。直到天昏地暗，我才走完八十里的路程，一颠一瘸地到达淮河对岸的凤台城。
我们在凤台师范考试期间，仍然是买米自炊。因为路费已经不多了，学校发榜后，我们立即返家。第二天早上到达展沟集时，我们已囊空如洗，只好硬着头皮向路旁一家种菜的农民讨饭吃。
那次赶考，张君考取两所中师，我则三考三中，共同选读了离家较近的凤台师范学校 。读书期间，我们一直是来去同路、夜晚同床， 并在两年之后的1949年春天，同时参加了革命，直到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后，两人才断了联系。
(二)
1962年春天，我正在荣成县直属农场"改造"时，阜南县来了两个身穿干部服的外调人员，向我了解张文斌的三青团问题。 他们居高临下、一脸严肃地要我如实交代问题，争取立功。
我早已领教过"反右"期间那些装腔作势的做派，不听恫吓，据实写出如下证词:"我在崇正中学读一年级甲班时，班里确有发展三青团员的事。当时规定，申请表上必须贴照片和盖章。我小学没毕业，以同等学力身份考入中学，本就没用过照片；而当时插花庙集上又没照相馆，到阜阳城照相来回两天，要花不少钱，父母不同意。因此我就没能参加三青团。张文斌家在农村，生活比较困难，估计更不可能参加三青团。"据说，此事以后便不了了之。
大约是1972年，我已右派被遣返回乡。一天上午，我有事请假在家，突然一个邻居叫我，说我的朋友来了，叫我出迎。我想，回乡多年来，门可罗雀、从无朋友，谁来看我呢？出门一看，竟是二十多年未见的张君。他把装满行李的自行车扎稳后，进屋说，他现在已从阜南调回利辛，被分至王人区农技站任站长，今天先到王人报到；他凭记忆找到我们村，得知我被遣返回乡时，特来与我见面。我谈了分别后的情况后，张君说，反"右派″时，他任阜南中岗区付区长，因为说"当地土质干旱，不适合种水稻"受到批判，而被撤职转岗，反右倾中又受到冲击；几经辗转，终于调回了利辛。当我要留他时，他说以后见面的机会多；还鼓励我要面对现实，不要过于悲观。说罢，就骑上自行车往王人方向而去。
78年5月，我被宣布摘除"右派″帽子后，张君得知巩店中学重新上马急需教师时，立即向有关方面说了许多好话，推荐我去当代课教师。 1984年秋，我调往王人区文化馆工作时，张君又宴请有关人员为我联络感情。 张君在王人区工作十多年，群众关系很好，1986年从王人调离时，有很多人送行。我送他一块"友谊长存″玻璃匾和一盘手工擀制的5000头鞭炮，他都挂在搬家的汽车尾部；车行时，点燃的鞭炮一直响了半里多路。
(三)
1992年春节期间，我得知张君从胡集区农技站离休回乡后身体欠佳；而王人至张君家50余里又不通汽车，只好与女儿一人一辆自行车前去探望。那天天气晴好，路上行人络绎不绝，我们且游且行，我既讲了和张君的友情，又讲了管仲与鲍叔牙的故事。到达茨淮河北岸时，对面很快摆过来一条小船，当我们把自行车放稳后，船便在宽阔的水面上悠哉游哉地向对岸划去。女儿说，这是她第一次坐船，十分高兴。我们到张君家门口时，他家已经烟雾缭绕开始做午饭了。张家已在原处重建，一圈两米高的围墙，大门朝南，院内正房三间，西头建露天厕所，东厢两门两间是厨房和粮仓，砖路西边停放一辆农副两用三轮车；夫妻俩身体尚好，独生子已经结婚；大门及院内春联通红，一派兴旺景象。这是我们十年后笫一次在张家会面，席间酒食丰盛，笑语连连，心情十分舒畅。
2003年春，我和女儿、女婿又去张家一次，却是给张君送殡。张君年轻时烟瘾很大，经常咳嗽，老来又加了心脏病，一次感冒后转成肺心病，最后不治身亡。一个为党和人民工作几十年的老朋友，还没过几年的安逸生活，竟然这样地走了，让我十分惋惜，回王人后好多天，我的心情都一直不好。
王如璧 写于2025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