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我因工作需要，前往大连钢铁研究所（俗称“大连钢研所”），落实一批“可伐”钢带的采购计划。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电子工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可伐”（Kovar）——一种铁镍钴合金钢带，以其与陶瓷完美焊接的特性，成为半导体和电真空器件的命脉。这次大连之行，不仅让我见证了“大钢”的忙碌与热情，还留下了一段难忘记忆。
大连：从“青泥洼”到“达里尼”
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名字，源自俄语“达里尼”（Dalny），意为“遥远之地”。清末，旅大地区（今大连及旅顺）曾被称作“青泥洼”。1898年，沙俄租借旅大，将其视为远东战略要地，命名为“Dalny”，以凸显其相对于莫斯科的遥远距离。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接管此地，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驻，短暂控制至1955年才完全撤离。这片土地，承载了沙俄、日占和新中国交织的历史痕迹。
大连钢研所隶属大连钢厂（今东北特殊钢集团），坐落于甘井子区的老工业区。大连钢厂的前身是1937年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建立的“昭和特殊钢株式会社”，专为日本军工扩张生产合金钢、耐热钢和工具钢。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接管钢厂，拆走核心设备运回苏联。1949年，工厂更名为“大连钢铁厂”，195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援建下重建，成为新中国最早的特殊钢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特殊钢的摇篮”。“可伐”钢带正是其拳头产品，供全国电子管厂和半导体厂使用。我此行的任务就是催定一笔十分紧俏钢带订单：厚度0.3毫米，热膨胀系数4.5×10⁻⁶/°C。
“可伐”合金的特性，与氧化铝陶瓷焊接封装时，气密性最好的“可伐”钢带厚度通常在 0.1毫米至0.3毫米 之间。这一厚度范围能够确保钢带与氧化铝陶瓷的热膨胀系数（约4.5×10⁻⁶/°C）精确匹配，同时提供足够的机械强度和焊接可靠性，从而实现滴气不漏的气密性封装。
具体厚度选择取决于应用场景（如半导体封装或电真空器件）和焊接工艺要求。0.1毫米的超薄钢带适用于高精度微型器件，而0.3毫米的钢带则更适合需要较高结构强度的氧化铝陶瓷封装。
朱师傅：高鼻深目的“毛子”后裔
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朱的壮年男子，约莫四十多岁，身材高大，足有1米8出头，头发灰白，泛着金属光泽，五官深邃，鼻梁高挺，带着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他操一口地道的大连话，与东北人的爽朗相比神情中带着那一代人特有的谨慎和内敛，经历过战争、文革，尤其是珍宝岛事件的洗礼，再多的苦难已化为沉默的接受。
这是一张较为符合我印象中朱师傅的网络图片。
我跟着朱师傅走进技术科核对订单，又来到合金车间的轧制生产线。车间里，冷轧机轰鸣，退火炉火光映红了工人们的脸庞。他们忙碌地检测每一批钢带的厚度和平整度，空气中弥漫着金属与机油的味道。朱师傅的模样让我好奇，忍不住私下向他身旁的同事打听。一位大哥哈哈一笑，摆手道：“嗨，大连这样的‘毛子’不稀罕！”我才得知，朱师傅是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大连时留下的混血儿。
1945年8月，苏军攻入东北，驻扎大连到1950年，实际控制到1955年才完全撤离。短暂的占领期，部分苏军士兵与本地女子发生了非婚姻性关系。留下的孩子多随母姓，父亲往往是杳无音讯的苏联军人。像朱师傅这样，他们没有合法身份，也未学过俄语，却在东北的胡同和厂房里长大，操着大连方言，吃着酸菜炖粉条，因高鼻深目被戏称为“毛子”。
朱师傅在钢研所干了近二十年，从学徒熬成技工，可能是合金车间的班组长或质检员，负责“可伐”钢带的验收与发运。他帮我查库存、催进度、送检，忙前忙后，还联系运输科将钢带运往大连港。那时计划经济，钢带配额由冶金部统一调拨，交货期常拖一两个月，急用的单位只能派人自提。从大连发往南京，铁路运输需经沈阳、天津、济南多次编组，最快的办法是从大连港随客轮到上海，再由单位派车接回。
一碗大骨汤的温暖
朱师傅帮着我校验全部钢带，又联系运输科派车把我连同钢带送到大连港客运站。
临别前，朱师傅请我在厂食堂吃了一顿大骨汤。汤里飘着海带，冒着腾腾热气，透着浓浓的东北味儿。那一刻，喧嚣的车间、忙碌的订单仿佛都远去了，只剩这碗汤的温暖和朱师傅朴实的笑容。
历史的烙印
那次采购，听说钢研所的真空熔炼炉是1950年代中后期苏联专家帮着重建起来的。
1945年苏军进入东北将东三省90%的工厂设备全拆走，每天至少200列火车往苏联拉。往南走的是旅顺港，往北走的是黑河，往东走的绥芬河，往西走的满洲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昼夜不停地通过轮船和火车运输，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往苏联。
东三省的重工业基地给拆没了。
比较典型的是鞍钢（原名昭和制钢所，Showa Steel Works），1945年，鞍钢与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钢铁厂或德国鲁尔区的设施相当，其产量和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1945年9月底至11月初，80名苏联的技术人员，加上8000名中国劳工和日本战俘，仅40天左右的时间拆除并运走大部分设备（包括轧机、熔炉等核心部件），导致工厂基本瘫痪。在亚洲，它从“领先者”转为“废墟”，使东北的经济倒退20年，使整个中国经济倒退10年。
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时候，山海关以里的人均GDP是40美元，东三省的人均GDP是315美元。整个中国大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勉强达到这个指标。
台湾地区的人均GDP也是到1969年才达到315美元。
如果东北地区的这些重要基础设施不被苏联破坏，我们完全有可能早就实现腾飞了。80年代初我们喊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被苏联红军破坏，起码工业现代化早就实现了。
最恶劣的是，在很多地方拆完之后剩下拿不走的，他们直接就给毁了，把它砸碎，或者一把火烧了。
当时驻东北的苏朕红军司令官叫马林诺夫斯基，中华国民政府驻苏军代表团团长叫董彥平。有一天俩人喝沃德嘎，喝多了，马林诺夫斯基说，斯大林的主要目的不在经济，在于国防安全。斯大林当年讲过这样话，我们苏联幅员辽阔，最薄弱的地方在远东西伯利亚一带，它远离欧洲的统治中心，可是就在离我们最薄弱的地方不远的中国东北，居然有日本建的这么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基地，这对于苏联的国防安全来说是巨大威胁。正好借着二战结束趁火打劫的工夫一举摧毁东北的军事和重工业基地，解决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起码打出10年的安全周期来，你再想重新建，没有10年20年是建不起来的。
上海与陕西钢研所：大连的“传承”
1950年代中后期苏联对中国大陆的援建仍是基于地缘政治原因，中华民国政府退居台湾。大连钢研所奠定了“可伐”生产的基础，到1980年代，钢研所已能自主量产，全国八成的半导体封装都靠这儿的钢带。
随着中国电子工业的扩张，单一的大连钢研所难以满足全国需求。于是，依托大连钢研所的技术积累和经验，上海钢铁研究所（简称“上海钢研所”）和陕西钢铁研究所（简称“陕西钢研所”）相继建立。这两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大连钢研所的“衍生”，继承了其在特殊钢特别是“可伐”合金领域的技术基因。它们在地域分工和应用领域上各有侧重，共同支撑了1980年代中国电子工业的腾飞。
结语
像朱先生一样生活在大连乃至整个东北的“毛子”们，是一段复杂历史的见证。他们是沙俄租借、日占伪满、苏联占领、国府接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缩影，承载着从“达里尼”到“青泥洼”的百年变迁。他们的面孔，融合了东西方的轮廓；他们的生活，浸透了东北的酸菜炖粉条与工厂车间的机油气息；他们的沉默，诉说着战争、离散与重建的沉重过往。朱师傅在钢研所的二十年，从学徒到技工，参与铸就了“可伐”钢带的国产化，也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那碗飘着海带的大骨汤，不仅温暖了1980年代初的寒冬，也温暖了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心。朱师傅和他一样身世的“毛子”同胞们，就像“可伐”合金一样，在历史的焊点上，低调、坚韧，顽强地附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