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因为头两位帝王都是以不正当手段篡位登基的，所以之后的宋朝统治者一向对武将戒心甚重，军事方面习惯以文统武，因此常表现的擅守不擅攻，而且对待战争的态度过于计较实际利益的得失而忽略了军事方面的胜利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正面意义和精神层面的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送给外族的岁币完全可以在之后设立的互市贸易中数倍的赚回来，而战争不仅劳民伤财、会死人还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果战败，主战者只能是替罪羊，国民永远只看结果，而即使战胜，军方势力大涨，将会动摇文臣的垄断性地位，毕竟宋朝的“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不只是说说，而是宋朝基础的政治形态。

        低头纳岁币只是丢点面子，财物都还有的赚，更不用承担任何的政治风险，至于面子，对于信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儒生来说，需要有吗？但是长期在军事上的示弱，会让整个国家的国民包括军人都认为我们在军事上就是打不过别人，这种心理或者说心理阴影面积才是最致命的，因为古代的冷兵器战争，将士怀有必胜（必将获胜或者必须获胜）信念（即各部兵书中一再强调的士气）是战争胜负的一个最关键因素，也是各个著名以弱胜强的战例中成功的关键。毕竟冷兵器战争很难真正全歼对手，往往伤亡达到一定比例，其中一方的军队就会开始溃败，而溃败的真正原因就是对获胜失去了信心。

        如歌一向认为朝廷的文武就像公司里必须有的两种人：拓疆狼与守户犬一样，文臣是守户犬，武将就是拓疆狼，两种人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同，一个好的皇帝就必须懂得如何营造两者的平衡，并驾驭两者之间的矛盾，将其转化为种种激励手段，这种能力就是传说中的帝王心术。

      真正的帝王心术与臣子的权谋之术大相径庭，往往是阳谋，说白了就是联弱削强与利益交换，只喜欢用阴谋诡计的帝王往往下场很惨，老喜欢耍小聪明的人往往格局有限，难成大事。

        宋朝的文臣独大是其灭亡的本质原因。想想韩琦为了敲打大胜归来的狄青，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斩了为大宋立下汗马功劳的狄青爱将，还扬言只有东华门唱名者方算真英雄豪杰，再想想岳飞之死的真正原因，不能不令人齿冷心寒。

        宋朝对武将太过苛刻，宋朝的武将是升迁和降级速度最快的，有军功就升，但是一旦犯点小错，马上会快速降级，一个武将打了打胜仗，文臣一定会先找这个武将在此战中的错处，以磨勘手段敲打此人，故宋朝的武将一向如履薄冰，好好的拓疆狼被文臣弄成了哈巴狗，遇到以拳头论英雄的外族，宋朝焉能不灭？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宋朝的灭亡源自于包括土地兼并在内的经济原因。”也许会有朋友问：“为何对王安石变法只字不提？”

如歌对此解释如下：

1、土地兼并是中国大多数朝代灭亡的主要原因，并非为宋朝特有；

2、王安石变法是导致北宋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安石变法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要建立在“文官不贪财”的基础上，王安石变法完全忽略了人性，在对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制衡方面做的太差，最大的坏处是其用“三不足”解开了之前历代知识分子对帝王的种种制衡与约束，这也是北宋开始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古以来的变法，初衷都是好的，但是成功的变法都是能最大程度的保障变法内容在落实过程中没有太大偏差，而王安石变法完全是理想化的拍脑子，完全建立在“文官不贪财”的基础上，直接忽略了人性和现有的各大利益集团，他如果想变法成功，应先考虑好怎么与现有的利益集团做利益交换，而不是贸然去强硬抢夺，所谓的青苗法在执行中被地方官吏强制性的给农民，再高回报的强制收回来，这本应是自愿的自主借贷，活活变成了强买强卖。王安石只是一介只会空想、刚愎自用的无用书生，根本不清楚整个官吏体系是如何做事的，不熟悉规则就去改动和制定规则，他若想成功，必须把所有环节的执行者都变成和他思想一模一样的人，这可能吗？如果王安石真的正确，变法党为何在后来决裂了？

以上这些依然只是呈现出来的表象，而其实质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宋朝朝堂的文官势力独大，无足够的制衡力量去限制。

        如歌敲黑板：宋朝的灭亡是由于朝堂文武势力失衡造成的，而这一切来源于宋朝统治者自身能力的不足所引起的种种不自信与缺乏安全感，毕竟一个希望天子“垂拱而治”文统王朝，也别指望那些文臣作帝师会真心真意的去培养一个英明神武的帝王出来，毕竟帝王和臣子对权力的掌控力一向是此消彼长，谁会去动自己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