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贫困，也许可以以颜回式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化解，但是面对至亲的苦难，却没有多少人能够铁石心肠掉头不顾的。

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比如皈依佛门等），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

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而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就此而言，经济上的独立确实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

这个体制化的过程之中，高校青年教师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

一些人迅速地熟悉体制运作的逻辑，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旧是对学术抱有敬意的个人，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体制的鼓励。

另外一群人对课题、项目的运作逻辑或有高人指点豁然开朗，或者潜移默化无师自通，壮士断腕般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课题指南之类倡导的所谓“应用性研究”靠拢，对于那些高度意识形态而学术含金量甚低的学术研究课题，照样乐此不疲地追逐。这是完全被“升官发财”的主流社会逻辑所渗透的一个群体，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体制知识分子。

还有一部分学人对学院的体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也深刻地体认到了1990年代以后项目、课题管理体制对高校多元生态的破坏，对追求个性化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知识人的煎逼。同样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一群体，却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学院体制的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逻辑，也不是完全退出这个体制，他们追求一种在学院体制内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除非最基本的学院指标，一般不太会主动去迎合学院体制的逻辑。

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就是干脆对学院体制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他们完全沉浸在学术所建构的人文世界之中，而将那些以学术换取“稻粱”的人视为不耻之徒。自然，这个群体的人都是内心世界特别强大的个人，他们注重的是大学原本意义上的精神使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地，这群人是跑马圈地甚嚣尘上的学院空间内的一群真正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式爱智者，他们怀抱“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态度，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而且这群人往往在高校不合时宜地重视教学，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心智交流，他们将教学的意义看得更重要，而教学在当今的大学评价机制里往往显得并不太重要。

阿伦特曾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指出：“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罗马人，这些最早以我们讨论的方式认真对待文化的人，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

当大学出现之后，高等学府就取代了传统私塾、书院等成为孕育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家园，“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是一个有志于学的人应该具有的价值立场，他们不应该是一群被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裹挟的失意者，也不应该是一群疯狂争抢体制资源而丧失了自我变得面目全非的人，他们应该是一群有着美感和趣味的审慎的爱智者。这种人在当今中国的大学真如凤毛麟角幽眇难寻。

体制虽然造成了对个体的系统压抑，但体制毕竟也是由个体形成，或者说“我们就是体制”，若个体对这套体制的规则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他就不会过度地顺从这套体制逻辑，尤其当他知道顺从（服从）就意味着某种变相的支持的时候，他会在道德上形成某种挣扎感。

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但现实往往并不如人意。现实侵犯良心的边界，欲望侵蚀自由的灵魂。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使命感让他不安于社会现状，而知识的理性又让他明白社会只能渐进式前进。这种矛盾的心态，也是转型期中国一代知识人的内心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