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奥地利作家。1883年出生在布拉格，18岁进入大学学习法律和文学。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变形记》和《审判》《城堡》《地洞》等。
在卡夫卡之前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过心甘情愿地被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所左右的现象和体验。托尔斯泰说，当他写到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时，曾伏在桌子上痛哭流涕。因为安娜的死，让他无法平复自己激荡起伏的情感。他说，不是他要安娜去死，而是安娜本人的性格与命运只能让她去卧轨。
托尔斯泰说的决非个别现象。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里面，愈是伟大的作品，其中人物的命运愈是归人物自己所有，作家反而成了人物命运的代言人和书写者。
人物大于作家，这是许多作家切身的体验和认同。就像娜拉要离家出走，易卜生完全没有办法阻止似的，作家在故事中只是一个闪在背后的讲述者。人物要如何，其命运要怎样，作家似乎无权去左右和掌控。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愈是无力掌控人物的命运，这个人物就会愈加鲜活、生动、有生命感。总之，作家的写作地位越低越好，写作决定权越小越好，作家能够在人物命运中消失则会形成人物命运的最大化。
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作品中人物的奴隶。他的笔要听从人物和他的命运的摆布，只有那些二三流的作家，才有权像法官一样安排和左右人物的命运。然而，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当身体瘦弱、目光忧郁且惊恐的卡夫卡带着他的作品《变形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瞬间改变了一切。
他把作家是人物的奴隶和代言人的卑微地位一下子提到了皇帝的位置，让作家小于人物的写作定律发生了根本变化。作家从此大于人物和他的命运，故事不是从人物的命运演泽出来的，是从作家头脑里构思而来的。如《变形记》中所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的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若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脚真是细的可怜，在他的眼前无可奈何的舞动着”。
卡夫卡他自己也不知道，当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会对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让多少个后来者、哪怕同样也是天才、伟大的作家，都会为这段开篇描写而感到愕然和惊叹。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这个瘦弱的作者，对人物和读者没有丝毫的妥协和迁就，他不考虑事情的前因及后果，就像皇帝让百姓去死也是一种恩赐一样，他安排格里高尔一夜之间从人变成了甲虫，格里高尔就变成了甲虫。而不用向读者交待格里高尔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以及变成甲虫的过程。
他在小说中只说格里高尔在夜里“做了一个不安的梦”。至于格里高尔究竟做了什梦？在梦中遇见了什么？自已有什么反常行为？我们的作家懒得向读者交待。
我怀疑，卡夫卡写下“不安的梦”时，要么是他无意间的思维在笔下流淌；要么就是因为他握有写作的皇权在手，可以随意的虚晃一枪，卖个关子，留下一段永久空白的悬念。
在这里，变甲虫的条件已经不再重要，作家要让人物变成甲虫，人物就不能不变成甲虫。
在卡夫卡之前，许多作家几乎都是按照事物和人物的因果关系来写作的。一种原因出现一种结果；多种原因相加产生一种结果；以及一种原因出现多种结果。总之有结果必须有原因，就像法官追问嫌犯的作案动机一样，读者也要追问故事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不清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对此，作家兼文学评论家闫连科总结出作家作品中的全因果关系、半因果关系、内因果关系等等。
卡夫卡《变形记》的出现，绕开了这些因果关系的阻碍，直接地、武断地在一夜之间把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闫连科把《变形记》的写作手法称之为“零因果”关系。什么是“零因果”？我的理解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结果。这就是卡夫卡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在他之前，所有伟大的作家，没有人敢绕开“因果关系“这个锁链去写作，是卡夫卡开创了“零因果”写作的先河。
当然，事情也有遗憾，卡夫卡是一个性格内向和甘愿自我封闭的人，也许是天妒英才，他在世上仅仅活了41岁。在他生前，也许是不满意自己作品的质量，也许是有意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相对抗，他亲手烧毁了10大本手稿，并留下遗嘱，要求他的好友马克斯.罗伯德在他死后，将他的来往书信、日记、各种手稿“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销毁”。以至于，卡夫卡存世的作品中，许多故事都没有结尾，是作家本人还没有想好如何结尾？还是故弄玄虚地留下一个“零因果”的写作黑洞让读者去猜想？我不知道！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卡夫卡呢？我猜想，他一定渴望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宁静世界，在那里他是唯一的主人，而换了任何一个外人，他都是不欢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