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与穿皮大衣的人
她当然记得。她不曾忘记柴油机的气味，刮雨器的嗖嗖声，公共汽车把刚落下来的雪变成烂泥时那不稳定的左右摇摆；车窗外的彩灯；1952年的圣诞夜。薇拉和我，裹得严严实实地以对抗寒冷，在后排座位上紧紧地依偎在母亲身边。一个穿皮大衣的好心女人从走道那边斜过身子，把六便士塞在母亲手中：“给孩子过圣诞节。”
“那个给妈妈六便士的女人。”
妈妈，我们的妈妈，没有把硬币摔到她脸上；她喃喃地说：“谢谢你，女士。”然后把它放进了钱包。真丢人！
“哦，那个。我认为她有点醉了。这事你以前提起过一次。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总要提它。”
“就是那个时刻——远非那之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把我变成了一个终身的社会主义者。”
电话那头沉默着，有一刻，我认为她已经挂了电话。然后：“也许正是它把我变成了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