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要写的是赵伯和李叔。他们都是田东籍人，李叔比赵伯先来到农技大院，与我交集也更多，所以先写他。
1975年4岁的我来到大院就见到了李叔(名禹)，他是精作站的技术人员，比我父亲小几岁的样子，浓眉大眼，说话声高气足，最爱拿我们小孩子开玩笑。我自小就比其他孩子肤色黑，整天在外面疯野，经常大热天与小伙伴上山下河玩耍，皮肤晒得黝黑。一次院子里大人们饭后聚集闲聊，李叔看见在一旁玩耍的我们，随口说笑，说我长得像”亚非拉”人。那时我已八九岁，认得些许汉字了，虽不知“亚非拉”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亚非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不知道那时的中国正大力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但我知道与我肤色有关。此后华姐等几个大人见我就叫“亚非拉”。这个没有恶意反而有些亲热的外号，一直到我读了大学放假回家，大院里仍有几个年长的叔叔阿姨用这绰名招呼我。
大约1978年，李叔的妻子苏阿姨，携三个女儿和一个阿婆出现在大院里，李叔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李叔的三个女儿分别名叫秀红、秀珍和秀丽，一个个长得像她们的名字一样清秀可人。之前她们一直随母亲生活在田东乡下农村，如今来到父亲的工作地，就像我当年初来隆林一样，只会讲一口壮话。不久，学校开学了，李叔带阿红和阿珍去幼儿园报了名。可到正式开学的那天，她俩哭闹着不愿去上学，李叔左哄右哄丝毫不起作用，最后失去了耐心，大吼起来，用小棍子”啪、啪”地敲打地面，以震慑这两个抱着妈妈的腿不愿上学的孩子……如此局面，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时我刚上小学，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会不愿上幼儿园？现在想来，她们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初到陌生地，周围都是陌生人，甚至连父亲对她们来说也是陌生的，也是为难了她们。
李叔家的阿婆要特别写一笔。她和当时所有农村壮族老年妇女一样，穿一身黑色唐装，结发髻，戴头巾。她有七十岁上下了，背驮得很厉害，几乎呈90度。她是大院里最沉默的人，因为她老年耳聋。听父亲说。她并不是李叔的母亲。而是他的姑姑。李叔还有个弟弟，早年两兄弟没了父母，是家中两个姑姑带他们过生活，抚养他们长大，这也使得两个姑姑错过了出嫁的年纪，一生未婚。如今李叔两兄弟分别一人赡养一个姑姑，照顾她们的晚年生活。李家三姐妹经常跟我玩耍，从阿红口中我知道她的叔叔名叫李苍，在钦州当医生。
因为阿婆耳聋，李叔和苏阿姨跟她说话时只能放大声量，几乎整个大院的人都听到了，可阿婆还是听不到，一脸茫然。于是经常看到三个小姐妹小嘴贴到阿婆的耳朵当传话人，从阿婆脸上露出的笑意可知，她听到了。作为干部家属，来隆林一两年了，苏阿姨还是没能安排工作，于是他们在大院对面的山上开了块菜地，种些蔬菜卖以补贴家用。李家阿婆平时并不闲着，她每天都去菜地默默地忙活，为这个家出力。
李叔是个性格爽朗的人，与我父亲无话不谈，但他说话有个性，不时会冒出一两句”黑色幽默”，让你一时反应不过来。李叔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左邻右舍有事找他，他总会有求必应。李叔可以说是我家的恩人。
那是1979年左右，县公路局修整扩宽县郊公路，这条公路从农技大院旁边向城西延伸，经过那弄村村口，再往乡下去；从公路两旁对峙的大片裸露的黑色岩石可知，当年劈山修路何等艰难。施工队来了，民工们用钢钎、铁锤在岩石上凿炮眼，然后放炸药、雷管点炮炸山。点炮时间是在中午十二点后，那个时段公路上边的新州二小和隆林二中已放午学，路上行走的人也少。“放炮啦！……放炮啦！……”有人把守在公路两头吹哨，哨声尖利又疾促，驱赶群众远离，我们小孩听到哨声也都赶快往家里跑！炸炮的地方距离农技大院不足200米远。大人交待过：要呆在大平房的屋子才安全(因为大平房有天花板)，不能在旁边简易搭建的厨房里；等炮声结束，哨声再次响起，提示危险解除，才能走出屋子。又是吹哨放炮的一天，我和弟弟已在屋子里了，我奶奶原先在厨房做午饭，听到哨声她也进到屋子里了。屋子与厨房中间是天井，只有5米左右的距离；从哨声停止到炮声响起，约有三五分钟的时间间隙。我奶奶在屋子里呆了会儿，心里惦记着灶头锅里正在煮的菜，她心怀侥幸又几个快步走进了厨房。就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轰轰”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响起，接着听到碎石劈里啪啦砸在屋顶的瓦片上。我听到奶奶在厨房叫了一声，原来她被掉落的瓦砾砸中了头，额头上方的头皮冒出鲜血……大约过了半分钟，炮声停息，哨声响起，住在我家平房对面的李叔最早知道我奶奶受伤了。当时我爸爸下乡不在家，妈妈下班还未到家。李叔看到我奶奶头上鲜血直冒，果断地说，”去医院！”，然后高大的他背起我七十多岁瘦小的奶奶大步往医院去，(医院距离大院走路有七八分钟路程，当时我只有8岁，没想到应该跟去)……，等到我妈妈下班到家，李叔已带着头缠纱布的奶奶从医院回来了。我听到李叔对我妈妈说，“还好，只伤到头皮”！我奶奶和妈妈自是感激不已，我爸爸的感激要迟后一个星期！
在此先搁笔，至于赵伯，下一期再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