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故宫的人，出来之后，几乎都会去景山看一看一棵歪脖子树，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选择在这棵树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临死前写下了:“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那是1644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九。

如果回到1644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从普通百姓到达官贵人这些当事人，在想什么？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李自成是因为进京之后烧杀抢掠才失败的吗？历史上的吴三桂真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是其它原因？南明政权在什么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又是如何灭亡的？多尔衮在什么情况之下举全民族之力孤注一掷抢夺天下？我们在闲谈莫论中或多或少都能知道一些，但你知道的是真正的历史吗？正史是如何颠覆你的认知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顾诚所著的《南明史》，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解读。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顾诚先生治史的真实写照。《南明史》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历史持严谨的态度，同其它各种南明史著相比较，还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钩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为甲申年，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相互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初，大顺军所向无敌，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大部分的官绅地主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总之，大顺军在被击败以前，汉族官绅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唯一出路，二不是去投靠偏远的辽东地区，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政权。在官绅们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知识“易姓改号”，这是朱氏宗族的事情，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则是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奋起反抗。这是1644年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任谁也没想到，有朝一日，那个偏远的辽东地区满清贵族一统天下。

这与李自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是分不开的，一是李自成进京之后，继续奉行“追赃助饷”，没有好好安抚归顺的官绅们，反而强征他们的财产，导致原本把身家性命寄托在大顺的这些官绅们“人人饮恨，未及发也。”这是引起后来官绅们倒戈的主要原因，也是吴三桂在投降大顺的半路上“忽生疑虑”，转而投奔多尔衮的主要原因；二是李自成从来没有考虑过满清贵族是他的敌对势力，他想的只是如何劝降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等人，甚至亲自率兵出征，仍带着明朝皇子以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真心实意地要招降吴三桂，及至吴三桂彻底反叛了，才杀了吴家三十四口。有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已无从考证，但李自成的战略失误，确实影响了吴三桂的判断。而此时，多尔衮举全国之力，七十岁以下男丁全部充军，以八万军队南下，一改以往以劫掠为目的的做法，而是要孤注一掷地在大明和大顺的斗争中，渔翁得利，掠夺天下。李自成把主力部队京兵强将，都充实到淮河以南以及四川地区，仅余十万人马守京城，此时，吴三桂的五万兵力，成为了是外族入侵还是继续由汉族统治的决定性因素。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之后，又做出了撤离北京的决定，此时，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致大顺土崩瓦解。而此时，淮河以南的绝大地区，仍处于明政府的管辖之下，从1644年之后，也是南明政权的开始。

本书一共上下两册，引经据典，尊重史实，却又不失通俗易懂，故事感非常强，读者一旦开始，就会手不释卷，难以控制。无论有多少遗憾，历史就是历史，他已经发生过了，无法改变。书的扉页中写道：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翻开这本书，从南明的灭亡看透人性的荒唐！

忽然想起来一句话：灭六国者，非秦也，乃六国也。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