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于国人喜闻乐见的其他节日，“二月二”显得微不足道，纵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也未能给它带来额外的光环。但于我而言，“二月二”包含成长中太多的记忆，甚至是对一种古老文化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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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叮……”，古老而沉重的钟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孩子们推开长凳，双手按着衣兜纷纷涌向讲台。

“老师，我家的大碗豆——”

“这是我妈炒的黄豆——”

“老师，还有爆米花呢！”

……

“哗，哗，哗——”，一把把笑开脸的豆豆从孩子们的衣兜里蹦了出来，蹦到了讲桌上，蹦到了地面上。最后，老师把各种形状的豆豆装进了袋子，足足半袋子喽！孩子和老师的脸上都笑开了花，那是开在春天最早的花。

这还是九十年代初陇东乡村的一个画面，在物质还不够充裕的当时，“二月二”显然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当时的小学里有不少“民办老师”，还有部分外地老师，能够在节日收到孩子们的豆豆，这种幸福的心情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下课后，我们把自家的豆豆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真可谓品种繁多，让人应接不暇，炒的、爆的、炸的、煮的……当然大多数还是母亲们在大铁锅里炒的，主要以大豆、黄豆、绿豆、黑豆、豇豆、玉米等为主，个别人家的豆豆还带着甜咸味。当然，还有很多围绕豆豆的游戏，其中通过双拳竞猜来赢得对方手里的豆豆是我们喜欢的游戏方式。至于出行相见，那更是先抓出一把豆豆塞进对方的手里。当然，海吃豆豆的后果，你肯定也想到了，教室里会时不时散发出出特殊气体……

这一天，剪头发是自然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去庙里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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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在陇东地区又称为“豆豆节”。除过吃豆豆，各村各地也还有诸多习俗讲究，但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就只有吃豆豆了。其实，关于吃豆豆，有一个很动听的传说：

当年，大美人武媚娘从男人手里夺得帝位，身为男人的玉帝大怒，下令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然而掌管天河的玉龙怜悯苍生，私下里偷偷下了一场雨。玉帝自是怒不可遏，于是将玉龙压在一座大山下，并在山上题词：要想重登灵霄殿，除非金豆开花时。这可怎么行，玉帝无道，人间有情啊！人们为救龙玉四处寻找开花的金豆，直到二月二那天，有人在翻晒金黄的玉米种子时，心想把这玉米炒了，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家家于当天设案焚香，尽献“开花的金豆”，玉帝禁不住天上人间的舆论压力，于是放了玉龙。

这样看来，炒豆豆，龙抬头，都能说通了。早年曾看过甘肃民俗专家彭金山、隆滟教授的一些文章书籍，他们对陇东民俗深有分析研究，即便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陇人也多有不知。

其实，“二月二”正逢“惊蛰”前后，大地开始解冻，气温日渐回升，万物渐次苏醒，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农业对雨水的需求格外突出；再者，除了“正月不剪发，剪发死舅舅”的俗语，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冷寒正月剪发容易受凉，所以选择在回暖的“二月二”理发，更是昭示了一种崭新的开始。

因此可以说，“二月二”应该是农耕时代的一个信仰，人们赋予了它一层神圣的袈裟，并把自己殷切的祈农愿望虔诚地演绎在这个节日的习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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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沿袭了古老的习俗和民风，传承了农耕时代的一种文化，一定程度中促进了家庭甚至社会间的亲和力，很好地缓和了人际隔阂，增加了邻里乃至社会的凝聚力。在社会信仰苍白的今天，一些传统节日习俗，在某种程度了能够起到唤回心灵的效用。

可是，新常态下所形成的一切，似乎正在瓦解这种文化传承。像我这样最终要远离故乡的人何止万千？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断层，当然还不是最主要的。泊来文化的渗透，村落乡绅的崩析，纯粹物质的趋骛，等等，摧毁的何止是离乡人？恐怕很多故乡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故土文化了吧！

想起唐人宋之问的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深知这种灵魂断根的坏处，可又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化解。

二月二，蕴含着农业文化的厚度和深度，其整个活动都与人们祈福求祥、袪病衬禳灾相关联。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从风俗层面和文化背景去挖掘，至少在局部可以拧成一根粗重的文化纽带。同时，它还是现代人进行文化寻根、体验先民智慧的一个途径，通过重拾精华习俗，形成一种厚重的文化机制。

如此看来，我们还有可能找到回家的路。

二月二，金豆豆，龙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