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寻找文字的旅程
2. 文字托起古代文明
十多年前，我们曾精心策划并践行世界文明探索游。以当年的认知，规划行程只能从我们心目中的四大文明古国起步，从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开始。理所当然，将拥有“上下五千年”绵长历史的古代中国作为研学旅行第一站，视为世界游前的热身，并鬼使神差地定位在盘庚迁殷后的商代殷墟。
2010年冬季，当我们乘坐高铁，风尘仆仆赶到河南安阳，面对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的巨石，不仅瞻仰了早期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殷商文明，而且亲眼目睹了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
多年来，国人中广泛流传着“四大文明古国”，即古代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概念。“四大”肇始于梁启超先生1900年写作的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历经长期流传后，梁老师的长诗渐渐演变成中国人的常识。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学者们一般认为应该有五个重要的文明发祥地，除了四大文明古国，还有一个就是以克里特为代表的爱琴文明，也叫希腊爱琴海文明。爱琴海位于地中海东部，北方毗邻希腊半岛，在这片海洋上孕育了后来繁荣一时的古希腊城邦民主时代。它既是希腊文明的前身，也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所以，按照文明发祥地判断，人类古代文明中心应该是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黄河流域华夏文明，再加上爱琴海古希腊文明。
位居“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和最受欢迎的世界史启蒙书《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ianos）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认同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就应该分别为：埃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笔者注：商朝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而起于克里特岛，后来又转移到伯罗奔尼萨半岛迈锡尼的古希腊爱琴海文明，则起于约公元前1700年。
请注意，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这里讲的文明历史指的是“信史”年代。 历史学中所谓的“信史”是真实可信、有藉可查的历史记载，通常是既有后世文献记载，又有同期文字证实的历史。与信史对应的称“史前史”，则混杂着诸多神话或传说。
令人惊讶的，除了爱琴海文明之外，这些流域基本上都与美索不达米亚类似为“两河之间的地方”（如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恒河、黄河与长江，就连尼罗河，其上游也是黑、白两条尼罗河汇成）。河水泛滥形成的冲积平原，非常有利于文明的诞生。更令人称奇的，文明流域的中心地带和爱琴海希腊，大都分布在北纬38度附近（图中红线所示）。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离开人间，但他提出的“文明中心”（四个流域文明和一个海洋文明）仍在继续发酵和传播。依照文明发祥的时间排列，五大古文明依照“信史”记录（或者说有同期文字记载）文明的先后顺序应该是：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文明（约5500年前）→古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约5000年前）→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约4500年前）→古希腊爱琴海文明（约3700年前）→古代中国黄河流域文明（约3500年前）。
“文明”一词的定义，在世界各国出版辞书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里所说的文明（Civilization），可以理解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大体而言，一个文明的形成至少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如国家的出现、城市的产生、金属冶炼和工具的普及，以及文字的形成。虽然学术界各门各派对文明的定义尚存分歧，但是，所有研究都不约而同把“文字”列入了判定文明的标准。
人类文明的发源肇始，不一定非要有文字不可。可是文明要能积累，要能加速变化，要能进入成熟的阶段立足于世界，就必须要靠文字。正如英国科学家、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最初的文明》里强调的那样：在“文明”的诸多标准里，文字是最重要的也是必须的标准。被誉为“中国大陆学界第一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教授也指出：“无论如何没有人否认文字是文明的一个很好的标准，没有文字，文明也很难讲。看来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文字是最重要的。”英国语言学家、科普作家马克·丹尼尔斯（Mark Daniels）在其著作《世界文字系统》里更清晰地说道：“语言定义了人类，但文字定义了文明。”
“文字定义文明”形象的比喻是“文字托起文明”，值得我们按下对文明探究的“暂停键”，以旅途中看到、听见的历史故事，让目光从文明重新聚焦回到文字。
或许是历史偶然的巧合，或许是上苍在冥冥之中注定，人类最古老的两个文明——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其“文字托起文明”的传奇故事是何等的相似。
第一个故事讲得是1799年，拿破仑大军远征埃及期间，在罗塞塔地区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断片，黑石头上刻着三种不同的文字（或者说三语对照铭文）。最下面的一种，是亚历山大时代的古希腊文字，最上面的一种，画有鸟、蛇或小人等图画符号，正是人们多年来梦寐以求想要破解的埃及象形文字，中间则是不认识的草书文字。人们称这块石碑为罗塞塔石碑，最后被运到伦敦，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罗塞塔石碑虽然提供了破译埃及古文字的钥匙，但直到23年后的1822年，象形文字才被时年32岁的法国青年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成功破译。根据大英博物馆的说法，这一天的傍晚，商博良兴奋地奔跑着，在空中挥舞他的笔记，喘着气说：“Je tiens l'affaire，vois！”（看，我明白了！）然后迅速倒在地上，整整昏迷了一天未醒。几天后，商博良站在巴黎朱利安学院讲台上宣读他那篇震惊世界的论文，一举登上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顶峰，他也被誉为“埃及学之父”。
正是因为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译，考古学家才最终读懂了在埃及阿拜多斯北部沙漠地带“陶罐之乡”（乌姆•卡伯Umm el-Qa'ab）出土的史前国王蝎子王一世墓（U-j墓）的象形文字小标签，这些最早的象形文字标志着5000年古埃及信史的肇始。
商博良对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译，也定义了埃及文明信史。随着在尼肯荷鲁斯神庙出土的埃及象形文字的最早文献——纳尔迈调色板的文字破译，至少创下了埃及历史上的两项第一：作为第一次将图画和文字连接起来的象形文字文本，第一次记录了身材高大的纳尔迈（美尼斯）国王高举权杖打击跪地的俘虏王，标志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大业，昭示了古埃及文明历史的开始，早王朝时代的诞生，将埃及文明信史的开端锚定在公元前3000年。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期的1835年，年轻英俊的英国中尉军官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因公务来到伊朗北部被称为“诸神停留之地”的贝希斯敦山（Behistun mountain），冒着生命危险徒手攀登上520米高的悬崖绝壁。
一座壮观的贝希斯敦摩崖石刻浮雕清晰地展现在罗林森眼前。整个浮雕约有6.6米长，3.2米宽，除了雕刻着大大小小的十多位人物之外，绝壁上刻写着他梦寐以求的楔形文字，粗略估计竟然有近千行，而且十分明显地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样式，或者说，贝希斯敦刻有三种不同语言的楔形文字，“三语对照铭文”，简直就是上帝为他准备的一座古代文字宝库。
从1835年到1847年，勇敢的罗林森先后多次勉力攀登贝希斯敦摩崖，抄录或摹写了全部三语楔形文字铭文，摹绘拓印工作耗费了12个年头，完成了一项“宏大的”文字考古工程！然后，他以波斯楔形文字为突破口，继而推及破译了埃兰楔形文字和阿卡德楔形文字。同时，罗林森还根据已经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分别于1850年和1852年出版了《巴比伦及亚述楔形文字铭刻注解》与《亚述史纲》等著作，向全世界宣告一门新兴的学科“亚述学”诞生。罗林森也因此被冠以“亚述学之父”的尊称。
因为罗林森和其他学者先后破译了众多类型的楔形文字，我们现在才能够知道，人类社会最早的文字发端于苏美尔的乌鲁克，被称为原始楔形文字。下面这张原始楔形文字泥板的图片，曾被无数学者所引用，这就是约B.C.3500-B.C.3000年，也就是距今5000-5500年的乌鲁克的原始象形文字，记录的是“在37个月里，共收到29086单位的大麦。由库辛（Kushim）签核。”
乌鲁克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城邦，而苏美尔人正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第一个文明国家，时间在迄今5500年。两河流域的文明信史正是从苏美尔国家开始，美国学者克莱默教授在他的著名著作《历史从苏美尔开始》，提出苏美尔人首创的27个第一，包括：最早的英雄时代、最早的议会、最早的农历、最早的药典、最早的学校和最早的文字等等。
同时，罗林森对楔形文字的破译也让我们知道，楔形文字的发展和变化（包括文字体和文字功能）都不是两河流域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字改革，而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期完成。除了原创楔形文字的苏美尔人之外，各路入侵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和非闪米特人，包括阿卡德人、阿摩利人（古巴比伦人）、库提人、埃兰人、赫梯人、乌拉尔图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新巴比伦人）和波斯人，约有15种不同入侵者的语言，都直接或间接借用了楔形文字，用来书写和记录本民族的文献。因此，两河流域的文明信史，绝非用“古巴比伦”可以概括。这也间接地否定了传统“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巴比伦”，因为这个概念不够准确。
“文字定义了文明”，下一步，我们还将把探究的目的地转移到爱琴海，讲一讲在土耳其看见和听到的、既有传说又是真实的故事，一个用文字来证实或证伪的考古研究，用来说明历史文献、文物和文字之间的微妙关系。
故事发生在特洛伊——人们耳熟能详的“木马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