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山水”，我们定会想到山水诗的代表诗人——谢灵运，说“田园”，我们也定会忆起田园诗的开创者——陶渊明。山水和田园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诗人的所历，所见，所感及所悟不同，他们笔下的山水和田园也便不同了。
谢灵运，一出生便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十八岁便继承了祖父的爵位成为“康乐公”，尽管之后刘宋政权取代东晋，他按例被降为侯爵，但袭爵时继承的财富足以让他过着他富足的生活。只是，统治者只欣赏他的文采，不认为他有政治才能，因此没有重用他，而他想归隐，却因为忌惮会被认为对当朝不满招来祸患而无法实现，因此他对统治者乃至刘宋政权充满不满，却只能终日以游山玩水排遣心中的愤懑，并以此作为与朝廷对立的姿态。而之前袭爵时继承的大量土地和庄园则给他提供了游乐的条件。正是在游乐的过程中，他创作了大量山水诗。
陶渊明的经历比起他来就差得多了，虽然他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时期官拜大司马的名臣。但他出生时，家道早便已中落。他的父亲也在他八岁时便早早去世，随后庶母也在他12岁的时候离世。从他的诗“过年逢家乏”（《有会而作》）中便可以知道，由于父亲早逝，陶渊明幼年乃至青年时期家境都一直很贫困。（我想可能也正是因为自幼贫寒的家境，让他较早接触并了解耕作事业，使他之后的归隐生活不至于因为没有耕耘能力而无法实现。而若如谢灵运“退耕力不任”所言，他则可能恰恰是因为家境较富足，无需耕作，因而没有躬耕的经历，自然也没有耕作能力归隐。）二十岁时，他“似为饥所驱”而开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却一直辗转在各种低贱的官职之间。终于，在十余年的仕与耕的徘徊和反复后，他看透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污秽，毅然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于是在结束仅80多天的彭泽县令的任职后，正式开始了他归隐的生活，直至生命的尽头。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
“生活富足，挂职游玩”的谢灵运和“生活贫困，为谋生计而一直辗转低位，最终归隐”的陶渊明经历大不相同，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诗和心境的差异。
读过谢灵运的诗，都能感觉到他的山水诗里只有山水，没有自己。大多都是在以纯粹客观的态度描摹山水景物，没有表露太多感情。也因此，他的山水诗大多呈现出“写景加玄言说理”的格式。以他的名作《登池上楼》为例，诗中除了“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和最后的“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两句玄言说理外其他的都在客观描摹山水景物。由于都是客观的描摹，因此他在创作的时候，总是细致的描绘山水，极力通过语言再现山水的形状，颜色，形态等外部特征。例如《晚出西射堂》中的“连障叠谳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和《入彭蠡湖口》中的“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等，他都在细致的描绘山水，并且努力通过色彩的讲究和搭配来刻画自然的山水景物。
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描绘了他的田园，还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田园中的陶渊明。相比于谢灵运说理的山水诗，他的田园诗则充分表达了他的情感。因为他的理想在田园，生活也靠田园，所以他的田园诗是生活化的。里面有田园的宁静质朴。比如《归园田居》其一中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又比如《饮酒》中的“悠然见南山”和“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场景。但除了描写田园的宁静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和悠然，他也会抒发躬耕生活的艰辛。《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的“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和《归园田居》其三中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几句中，诗人就是在用平淡的笔触描绘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艰辛。但他即使“四体诚乃疲”也不忘强调“但愿长相此”以表明自己的归隐之志。
他们两人诗风的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心境的不同。谢灵运一直乐于游山玩水，可见他应当也有归隐的想法，只是他在政治和归隐中由于种种自身和外界的原因无奈选择了前者。而陶渊明的选择则恰恰和他相反。这选择绝没有优劣好差之分，但我们的的确确从他们的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心境的悠然定然比谢灵运多了那么几分。
所以我想，当山水遇上田园，谢公一定会羡慕过着自己“欲（未求）而不得”的生活的陶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