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县城，上世纪八十年代建县。
当初的县城很小，小到可以用脚步丈量。记忆中，县城的东西尽头，就是从家到县第一小学——那座全县唯一的完小；南北的长度，便是从趟过家门口那条潺潺的小河，到对岸栖山脚下，不到1公里的距离，那时的县城，就这么大。
如今的县城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次归家，总是匆匆忙忙，以至于许多熟悉的遗址，像被时光的橡皮轻轻擦去，再也寻不见踪迹。更不用说那些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新街区，对我而言，已是陌生的版图。
故乡，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辨认的地方。
我的老家，原来被一条小河隔断在县城的另一面。
小河上没有石桥，于是，趟水过河便成了连接家与县城最大的阻碍，也是我生命里最初关于“阻隔”与“抵达”的深刻体验。
河的对岸，是环山而建的家园。
家在山脚，依着山壁，是三孔冬暖夏凉的窑洞，那是任何现代空调都无法模拟的恒温与安宁，泥土的呼吸与四季的节律在其中和谐共鸣。窑洞两旁，是后来加盖的平房，正前方是敦实的大门洞，围合成一个标准的、充满生机的四合院。
院子很大，一年四季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中间有两处花园，是母亲的工艺区。北方的夏日，牡丹开得极艳，碗口大的花朵，有种不顾一切的绚烂。春天，母亲会在花园边角种上蔬菜：韭菜、香菜、西红柿、黄瓜……抬手就能摘到最新鲜的瓜果，那种带着露水气息的滋味，是后来任何超市里的“有机”蔬菜都无法比拟的。
出了大门，是一片更为开阔的外花园，大约有五百平米。这里以树为主，是父亲的森林。花园四角与中心，各矗立着一棵高大的杏树。神奇的是，这五棵杏树结出的果实，味道竟各不相同，有的甜糯，有的微酸，有的带着独特的清香。除了杏树，还有榆树、桑树、梨树，它们共同撑起一片浓荫。花园中央，父亲用水泥砌了一个圆桌。夏秋的傍晚，吃完晚饭，一家人围坐桌旁，听着蝉鸣渐起渐息，闲话家常，便是一天中最安宁、最美好的时光。
后来，发展的洪流漫过了小河，来到了山脚。
我家所在的山，被选为县政府新址，并被赋予了“卧龙山”这个宏大的名字。虽有万千不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搬离。父亲对家的执念，深如这山体。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浸透着他与母亲半生的血汗。
讲到这里，便不得不追溯我家的由来。
父亲四岁丧母，被送到别人家寄养，后又因种种原因回到原来的家。那时日子紧，续弦的祖母并不待见他。父亲结婚后不久，便被迫“分家”。与其说是分家，不如说是他和母亲被赶了出来。半孔窑洞，两双筷子两个碗，小半袋洋芋，这就是我家的全部雏形。然而，就连这半孔窑洞也不得安宁，祖父索要费用，大伯意图收回。
在逼仄的生存夹缝中，父亲选择了离开。他在另一处山脚下，重新选址，一镐一锹，挖出了新的窑洞。从一个，到三个；从土坯房，到一排排敞亮的平房。家，就这样在他手中，从绝望的废墟里，一点点生长成漂亮而温馨的模样。
因为这份刻骨的感情，在不得不搬迁时，父亲选择了河对岸正对着老家的那个小区安家。他义无反顾地挑了靠边的那一户，不顾临街的嘈杂，也不顾房东的要价更高。只因从那个房子的窗户望出去，能一眼看到卧龙山，看到老家曾经所在的位置。那扇窗，成了他情感的瞭望塔。
如今，老家旧址上，巍峨的县政府大楼拔地而起，象征着新的秩序与未来。
而我的父亲，也将自己的安息之地，选在了卧龙山的另一边。
他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那片他用毕生精力与情感浇筑的家与土地，守护着他的子子孙孙。
故乡的形体在变迁，记忆的坐标在模糊，但那份父亲用一生诠释的、关于“家”的执着与创造，却如同山体般沉静而永恒。
窗外的卧龙山依旧苍翠，只是山脚下已换了人间。
我站在父亲选择的窗前，忽然明白，他守护的从来不止是那几孔窑洞、几间平房，而是一个人在动荡世间，亲手建立秩序、赋予生活以温度和意义的尊严。这份尊严，不会因砖瓦的湮灭而消失，它已随血脉传承，成为我们心中不倒的青山。
就像那五棵杏树，虽然已不在原地，但每一种果实的独特滋味，都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在我们的讲述中，一次次重生。
原创作品，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