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爹，我和二姐特别有共同语言，对于已经四十多岁的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抱怨和声讨，只有回忆和叙述。其实，当着我爹的面，我是叫“爸”的，把“爸”写成“爹”，是为了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像很多人在不愿道歉时说“骚瑞”一样。

      我“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接他爹的班成了一个吃商品粮的人，虽然他上班的地方离我们家只有五六公里，在我的记忆里，他大概要半个月或更久才回家一次（我们家在华北平原，我“爹”有自己的自行车）。分田到户后，我们家六口人的地（奶奶、母亲和我们姊妹四个），基本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劳作:我们在上学，我们的“爹”上班。他偶尔回家干一次活，还带着几个“帮凶”，干完活还要七荤八素吃喝一顿，彼时，好像他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们倒成了外人，因为，他们吃喝时我们除了眼巴巴的听着看着之外，还要像店小二一样随时伺候着:端茶倒水、添酒添菜。他们吃的那些，或许只有过年时我们才能吃上一次，甚或不能，投入产出就更不用算，用不起啊！

      那时，奶奶还在，“爹”每次回家时，奶奶便对吵闹的我们说:你们就闹吧，“阎王”回来了，看一会儿怎么收拾你们？儿时的记忆里，“阎王”除了全家吃饭时掀桌子、脏话连篇的骂人、臭揍不听话的我们之外，和我没有太多瓜葛。那些打人的情节，即使多年以后还为他津津乐道，仿佛是唐僧取回了真经，功德无量。与我的交集，更多是让我跑腿去给他买烟，买烟剩下的两分钱还要交到他手里，极少表示一下大方或谢意。搜遍大脑库存，除了害怕，就是陌生，所以，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在他回家时我会尽量避免面对面的尴尬。记得初中时，一次他骑着自行车进我们家的大门，我远远地看到之后快速闪躲，母亲看到后对于我的表现有些异议，就喊着我的名字问: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虽然害怕他，但，其实他并没有怎么打过我，可能因为我老实胆小不爱惹事的缘故吧。唯一的一次，是冬天跟着他扫雪时，别人拿我的名字开玩笑，我接着那人的话茬合辙押韵的回了一句脏话，之后，我像一只兔子一样被揪着两个耳朵四脚离地的回了家。他打人的场面，我也只见过一次，那是因为我二姐做不出来他出的数学题，被揪着头发一顿修理，年代久远了，我只有些许的印象，但，画面感依然很强。二姐自己的说法是:大把的头发掉了一地！那时的我，仿佛成了“杀鸡骇猴”里面的那只猴，胆子，就这样给吓破了。打人的场面使我惊惧，同时使我惊惧的还有奶奶、母亲以及“爹”自己所描绘的活灵活现的暴力场面，天长日久，由不得你不怕。

      考上大学之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爹”并没有因为我是兄弟姐妹里最小的一个或唯一考上大学的一个而放松对我的“要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暑假快结束时我要回学校了，“爹”临时布置了一项作业:出猪圈。农村猪圈里的物质，水的比例大概在30%~50%，两米左右的深度，而我，平时很少接触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我没有抱怨，却记在了心里。

      爷爷去世的时候是1994年冬天，我哥已经成家立业，日子过得还行，而且，他还是周围人眼里嘴里的“孝顺孩子”（与我对比时尤其如此）。当时，便按照北方农村的习俗大操大办了一次，撑足了门面，“爹”在极力炫耀之时，不忘告诉我:咱们家有你兄弟俩，你爷爷的丧事你哥给体面的办了，你奶奶走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当时，我心里的疑问是:那到底是谁的爹妈，凭什么把责任转嫁到我们身上？

      慢慢地，“爹”妈也上了年纪，每年，我和妻子孩子基本都要回去两次（父母在河北，我们在陕西），见面时，“爹”总不会忘记提醒我们:“我们俩壮实就是你们的福气”。这是事实，他们健康，对他们自己，对我们做儿女的，都是福气。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我总感觉是在向我讨要什么。我却清晰记得，我读高中时，是我二姐给我学费生活费，我读大学时，是我哥给我学费生活费，对于一个挣工资的“爹”，我没有伸手向他要过一分钱，他也从未主动给过我一分钱——虽然，我不能否认，我肯定花过他的钱。

      如今，我已经做别人的“爹”很多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这份“工作”做的很差，自己给自己的分数是“不及格”，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里最差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没有信心和耐心去改进和完善这项工作。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爹，我有一个不合格的爹，我不清楚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