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说：中国人原本是世界上最骄傲的民族。他们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最光荣的种群。中国领导世界，中国统治四夷，中国人高高在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思维定式。
我想补充的是，中国人至今仍然是一有机会就要骄傲的民族，喜欢重磅发声，很乐意看到别人吓尿，巴不得有的国家一天天烂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元朝到满清，自古以来的思维定式被人蛮横地打断了。
在元蒙入主中原之前，我们谁都不会放在眼里。
张宏杰列举了宋代知识分子的想法：
宋儒陆九渊说：“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陆九渊集·大学春秋讲义》）也就是说，中国高贵，四夷卑贱，这是上天的安排，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得了天地中和之气。宋人石介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同样是说，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居天地之中，而其他国家居天地之偏，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老天爷简直就是个偏心眼。
陆九渊是南宋大儒，是宋明心学的开山之祖，与“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并称“朱陆”，按理说有骄傲的本钱。然而他似乎选择性地忘了国耻。《大学春秋讲义》是陆先生在太学讲课的记录，距“靖康之耻”才55年。就在那一年，低贱的夷狄金国攻破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以及大量宗室、宫女、朝臣和金银财宝，北宋正式覆灭，大宋成了小宋，从此偏安江南。高贵败给了低贱，非但不反省，反而继续自大，骄傲得不行。
陆老先生断不会料到，又骄傲了93年，也就是1276年，中国人的世界颠倒了：大宋王朝被掀翻，蒙古骑兵的铁蹄一直踏上了海南岛。“夷狄”成了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元以后的明，接着骄傲了267年，谁知江山又被“夷狄”抢了去。满清之后，是中国人最瞧不起的红毛鬼“英夷”，用大炮轰开了关得严严实实的国门。
老天爷还是那么偏心，然而却偏向了“夷狄”。
回到元朝。
马踏中原，不仅仅是改朝换代，铁蹄踏断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张宏杰认为：蒙古人在中原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五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然而抗元数十年，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都大面积地被消灭。难以想象的屈辱不由分说地倾倒到活下来的中国人头上：蒙古人将全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北方汉族）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族）居于最底层。四等人之间的待遇当然是不同的：蒙古人杀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而“汉儿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汉人们每二十家被编成一个“甲”，由北方派来的蒙古人做“甲主”控制，这个蒙古“甲主”的吃穿花用，要由这二十家共同负担。许多甲主为所欲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汉人活得如同囚犯和奴隶，甚至生活起居都要由蒙古人控制。晚上一更三点之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早上五更三点：“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元典章》卷五十七）
不仅是几十家共用一把菜刀，汉人还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乘马，也不许用马来拉车，甚至不许用马耕地。还有一项十分奇怪的规定：禁止汉人买卖竹子。原因是竹子可用于弓箭。
对蒙古人来说，汉人和南人存在的理由是给蒙古贵族提供劳力、粮食和酒。在蒙古统治者眼中，汉人与牲口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民族歧视粗暴地践踏了汉族人的心灵。
旧有的纲纪、伦常、道德标准都被打碎了，金钱主宰一切。那些富商大贾，上与权豪贵要勾结，下则买通关节衙吏，颠倒黑白，为所欲为。民众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会风气持续恶化。元代杂剧中，泼皮无赖、贪官酷吏、权豪势要、地痞流氓成了主要角色，手足相残、妯娌成仇、杀夫夺产、嫁祸亲人、嫌贫悔亲，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成了大部分元代杂剧的主要情节。
元朝统治中国仅仅89年，建成的是一个屈辱、不公、没有希望的世界。千万不要低估环境对人的影响，人们在无法改变环境的情况下往往被迫适应环境，在前所未有的恶劣环境中，中国人的心理由失衡直到扭曲，人们由被动苟活，渐渐演变成主动的流氓化生存，泼皮无赖之多，到了惊人的地步。
元朝之后的明朝，进一步把“流氓化”推向了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