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祝英台
此男人祝英台非彼“男人”祝英台，而是实打实的男人。关于梁山伯和祝英台生活的年代还不确定，有没有真实存在于历史上也还是一桩悬案。比较多的说法认为梁祝生活在东晋时期，传说形成时间则大约是晚唐，宋元时已经流行，明清时大盛。而对于祝英台身份的质疑，古人已有。咸淳《毗陵志》志二七载：
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皆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毗陵志》，宋代史能之所撰，是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里面说的《寺记》指南齐的《善卷寺记》（作于 483-493 间）。《毗陵志》认为祝英台可能不是个女子，因为在封建时代，产权是在男子名下，女子一般来说没有独立的财产权，能够处理的只有自己的嫁妆和私房钱。关于“英台旧产”的说法还有善权寺石壁上的一段文字，“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善权寺古今文录》），以及《毗陵志》志二五“广教禅院在善卷山，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都是说记录了齐武帝收赎祝英台故宅建造善卷寺的事件。按此几条记载，祝英台作为男子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即便是女子，祝英台在传说中也只是个未出嫁的闺中女子，拥有的也只是奁产陪嫁的嫁资而已，是不大可能有故宅故地的。
又有清代藏书家吴骞在乾隆年间编撰的《桃溪客语》卷一、二记载：
梁祝事见于前载者凡数处……又舒城县东门外亦有祝英台墓，今善权山下有祝陵，相传以为祝英台墓。何英台墓之多耶？然英台一女子，何得称陵，此尤可疑者也。
祝陵虽以英台得名，而墓道则不知所在。……骞尝疑祝英台当亦尔时一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逾制，故称曰陵。碧鲜庵乃其平日读书之地，世以与佹妆化蝶者，名氏偶符，遂相谦和，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欤。
上述记载，吴骞是从相传为祝英台墓的“祝陵”提出疑问。战国以后，帝王的坟墓开始成为“陵”，随着君权加强，成为一种定制。平民只能称“坟”或“墓”，贵族称为“冢”。因此，祝英台的坟墓称陵的确有诸多可疑之处。吴骞怀疑祝英台可能是当时重臣，墓地逾制，才称为陵。如此，仍然有可供怀疑的地方。如果是重臣，史书中应当有记载，如今史书未见有记载“祝英台”其人。且有何重臣敢逾帝制？这可是谋反的征兆。东晋虽说的确是个乱世，谋反的大臣也有很多，皇帝在位都不久，但如果逾制谋反，也应当在历史中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于是，王宁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祝英台的本意是一个神坛，是地名，而非人。
神坛祝英台
他举了一则史料，清代毛奇龄《西河集·陈翰林孺人储氏墓志铭》：
遂于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六日……某月日葬于某阡，祝英台畔宜多佳妇之坟，玉女潭边即是其人之墓。
“畔”、“边”同义，玉女潭明显是一个地名，在今江苏宜兴（梁祝传说的一个起源点），至今仍是旅游景点。相对应的，祝英台也是一个地名。王宁邦还实地考证当地善卷洞后面“飞来石”上的大石铭刻：“赣南黄辟疆将军于民国二十八年驻军本山，抵抗敌人，浴血百战，公余督饬士兵，助地方展拓祝英台东潭，以点缀风景，并建亭其上适当胜处，里人美之曰黄公潭。”可见民国时，祝英台还有作为地名的认识。
同玉女潭的“潭”对应，祝英台的“台”字便值得提出来。汉《释名》：“台者，持也。言筑土坚高，能自持也。”也就是高出地面的坚实的土丘。和冢、陵本意类似。加之历史典籍很早就有各种各样关于台的记载，如帝尧台、帝喾台、鹿台、灵台、姑苏台、铜雀台、钓台、司马台等。借此佐证，他认为这些台都与帝王将相祭祀相关。于是，他指出祝英台与三国时吴后主孙皓在阳羡山封禅相关。通过对“祝英台”三字的解释，“祝”即“以言告神祈福”，“英”指“似玉的美石”（与封禅“玉检”相关）、“坛”与“台”多指“高而平的建筑物”，表明“祝英台”本是封禅或祭祀垒筑的神坛，而非人物。
这个考证非常有意思，给出了祝英台研究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很多佐证也是能够说通的。无论是男人祝英台还是神坛祝英台，都有可能是梁祝传说的吸收营养的来源。尤其是男人祝英台，涉及了“祝英台读书处”、“祝英台故宅”、“祝陵”等诸多古迹。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民间传说有着非常厉害而巨大的反作用，很多时候不是古迹支撑传说，而是传说引导了古迹的仿作和建造。如祝英台墓，就有八九个之多，涵盖了河南、江苏、浙江、甘肃、安徽、河北、山东诸省。在查阅诸多探讨“梁祝”发源地的论文中，有很多是借助墓地等古迹来佐证的，实不可取。受到梁祝传说影响而建造的墓地、读书处等，并不能反证其源头。更令人奇怪的是，梁祝起源有几种说法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河南汝南说”、“江苏宜兴说”、“浙江宁波说”等，查阅一些学者的论文，坚持“汝南说”的基本为河南人，坚持“宜兴说”的也几乎是江苏人，坚持“宁波说”的也是宁波本地人。几个尚可理解，然而如果几乎都是本地的学者支持本地的传说，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个人情感和环境影响的作用了。这种争取拉拢传说源头的风尚，恐怕也是申遗的后遗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