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都无法规避后人的解读，特别是对历史进程起到重大影响的事件缔造者，而后人的评说又往往与著者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政治诉求相切合，于是众说纷纭、真假难辨，致使我们这些阅读者迷离于其中，如同在浓雾中行车，只能窥到车前尺寸的光芒。

所以，有的学者曾做过这样的意思表达：“所谓历史，从来都不是过去的事实，而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

如果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历史，就应该有些想象力，把自己置身于彼时彼刻，重点考虑一下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至少可以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成果。

譬如在关于汉武帝是非的评价方面，历史典籍上始终毁誉参半，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大部头史家们，其论调是以批评为主的，班固言辞隐晦只谈文治，不谈其武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以理学道德出发，对汉武帝进行了严厉斥责，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汉武帝的“黩武”，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以及奢侈享受，大兴宫殿，浪费无度，使国家财政很快便濒于崩溃。就连汉武帝在他统治末期，也进行了深刻地自我反省，他发布的《罪己诏》中，提到自己“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又讲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自此汉政权调整了部分施政策略，重新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主要的意思似乎在讲，对匈奴的防御战争是无可厚非的，但没完没了、赶尽杀绝就不应该了。为什么呢？因为太耗自己的体力和金钱。

那么，汉武帝发动的对外战事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从战略上讲，我觉得是功在千秋的。

分析一下彼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吧，汉武帝初登皇位的时期，他所统治的中国其实处于巨大的安全危机之中，北部盘踞的匈奴政权，可不是个温文尔雅的和平政权，它是以强大的军事作为立国资本的战争机器，它成长的过程就是兼并和摧毁的过程，其战略目标也一直非常明确，就是掠夺和占有汉文化区域的大量土地、财富以及人口，在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匈奴政权就已经大败了东胡，并吞了楼烦以及河套以南地区，同时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对中国传统地区的侵略，冒顿单于收复了秦朝蒙恬所占据的北部防御区域，同时抢夺了汉朝所管辖的宁夏、陕西等部分郡县，并对汉朝的燕、代等地进行侵掠，在白登山匈奴军大败刘邦，迫使汉朝前期对匈奴采取了屈辱的绥靖政策，换取短暂和平，但匈奴却从未停止南侵的步伐，对汉朝发动了无 数的大小战役，最深入的一次入侵距离长安不到200里，只是因为汉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防御战线，匈奴才没有攻入汉朝的政治中心，但只要南方有事，北方就骚扰不断。 为了解决这个心腹之痛，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是要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励精图治，耗费大量的资源与财富，举全国之力，通过五次重大战役，深入漠北，较为彻底地瓦解了匈奴的军事力量，使其继任者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进行国家治理，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内，保障了汉朝的主要控制区域维系了和平状态及经济贸易发展。作为对手，匈奴政权却在汉朝政权不间断地打击下，内部逐渐分化瓦解，分裂成南北匈奴。北匈奴最终向西逃入欧洲，造成欧洲格局的重大变化。

国家政权的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区域安全，失去了区域安全，无论任何阶级的生存都得不到切实保障，历代民族战争从来都是平民的被屠戮、被掠夺的悲惨历史，汉武帝发动的这场北方战争在大战略上保障了汉民族的生存空间，更为重要的在民族精神领域方面，他缔造出了中华文化中的强悍自信的品质，所以汉武帝以降，汉朝的统治者无论内部如何纷纷扰扰，对于大的生存空间，却保持了相同的战略传承。汉元帝时期，世界的格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罗马帝国挥军东扩，从地中海沿岸一直打到康居国（约在现今阿富汗地区），汉朝政权毫不犹豫地联合西域国家组成东方联盟，一举击败了罗马和匈奴组成的军事联军，进一步巩固了汉文明的传承，主持这场战役的军事首脑陈汤在递交朝廷的书信中，发人耳聩地提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把自己称为“汉族”，我想这不是刘邦统治时期的“汉族“，也绝不是满清统治时期的“汉族”。恰恰是汉武帝通过鲜血和财富夺取的民族地位，如果一战可以换来千百年的安宁，那这一战就是值得的。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在很多人的眼里有些民族主义的倾向的，民族主义往往伴随着种族歧视以及非理性、非人道的争端。但好在这句话的前提是“犯我”，更为重要的，民族主义虽然在意识上讲是狭隘的，可真实的历史又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太天真，如果你本来就置身于一个充满民族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之中，而你又不强大，作为一个弱者就不能再奢谈什么国际主义和博爱了，也就是说不能用对待羊的办法去处理狼的问题，否则结果只能是鲜血淋淋。

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告诉现实，伟大的意义在于一个整体的强大和繁荣，而且不仅是今天的强大更要明天的繁荣。失去这一点，也就没什么历史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