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与老丈人田墨轩之间共有三场戏，都闹得不欢而散。第一场是李云龙求婚，田墨轩认为李云龙意图强娶，李云龙愤而掏枪，田墨轩以为李云龙要持枪威胁，最后李云龙站在屋外一夜请求田墨轩同意。第二场是与丁伟一同吃饭聊到国防问题，田墨轩认为防御重点是苏联，李云龙认为田思想反动，而丁伟则深以为然，最终以此作出军事学院毕业论文。第三场是与赵刚一同吃饭聊到法律问题，李云龙和赵刚为在纠纷现场亮出军长身份解决问题而得意，田墨轩却指出这是社会中存在以名义的平等掩盖事实的不平等，由此认为法制存在缺陷，并列举法国大革命的多数暴政造成的灾难，李云龙却嗤之以鼻，认为socialism法制非常健全。

李云龙为什么和田墨轩聊不来？表象上看是两人性格不同，学识不同，信仰不同。但李和赵差异也很大，不妨碍他俩成为亲密的老战友。对此，田雨的解释一针见血：你和老赵根本就是两种人，赵刚是有理想的人。对此，李云龙表示反对：我也有理想，不然我不会从篾匠成长为高级将领。田雨则答道：你们的理想不是一回事。

田雨认为，李的“理想”和赵的“理想”根本上是从两个维度上进行诠释，而李云龙显然无法达到赵刚的境界。李云龙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从短暂的见面感到“老赵不适合在北京待着”，他也和赵刚一样痛恨社会不正之风，但他终究无法达到赵刚的高度，进行宏观的提炼。而显然，赵刚和田墨轩的思想是在同一维度的。

李云龙喜欢对田墨轩说“你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什么时候道理可以通俗易懂，什么时候理论则必须周详严密？这其实取决于对同一问题不同程度的认识。李云龙更相信进入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法制就比资本主义国家健全了。但他既听不懂罗伯斯庇尔，也不懂什么是“平等观”。所以，他当然认为岳父是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但具有相当学识水平的赵刚则能理解田墨轩的担忧。今天我们意识到，田墨轩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我们整体经历了历史的教训后，对“德谟克拉西”“平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WG之后，邓小平指出，这种悲剧发生，是因为全Party全社会理论水平不高。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觉得非常可笑，这道理不跟没说一样吗？后来，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才领悟到伟人的深度。这好比哲学家在阐述《论语》对中国文化的伟大影响，张三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他附和道，《论语》的道理和他奶奶小时候教他做人的道理一样通俗易懂。张三们进而一致得出结论：《论语》就是奶奶的道理，群众之中出智慧，是老二说那似懂非懂的话。又比如老师在阐述constitution-ism的价值，学生认为，这价值中国文化自古有之，周代已行之。低维度的人强行将高维度的认识拉到与其相同的水平，他以为自己懂了，实际没有懂。因此，认为《论语》处处体现奶奶道理的人，更容易相信炮制的国学大师；认同《弟子规》的人，更容易把孩子送进女德班——这些人肯定是叶公好龙，没有理解传统经典的实质。同样地，全体理论水平不高，就容易将哲学庸俗化理解，进而认定真哲学家是疯子，从而陷入悲剧。

李云龙与田墨轩聊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情感难以互相认同。田囿于旧社会的偏见，固执认为新军队的长官一样强娶民女，使李云龙真诚的求婚闹出烦恼；李的态度粗鲁，又认定田是老夫子，尽管口中称“我尊重读书人，只是自己没读过书”，一不满便掏出枪来，弄出更大的误会。同样地，李和田带着这种不悦情绪，使得后两次谈话都不欢而散。其实李云龙请老人造访的本意就是孝顺长辈，制止岳父对苏联的发言是害怕他被打成反革命，但很遗憾，最终没有达成良好的初衷。人们怀着偏见就很难愉快地聊天，很难共享事实而选择随着自己的情感肆意发挥观点。因此说话的态度也是十分重要的。

本科期间我最敬重的老师曾点拨我“读书太少”，当时我听了真是颇为不悦。冷静下来想，这是事实啊，我读的书肯定不及老师的一个零头，因此很多思想都是空想，缺乏理论依据。但我又想起之前一次，本来是与室友愉快地聊天，因为不赞同他的观点说了一句“你读书太少”，气得他几乎当场要和我绝交。这是因为当时我不能理解这样的用词对谈话对方心理的刺痛（何况我也没读多少书，无非是自矜学识）。其实，人们本能地对缺乏知识感到自卑，或许是试图将复杂理论一概简单化的动机。汉语中“曲高和寡”是相当贬义的，它透露另外一个含义：“和众”优于“曲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明明理解不到那个高度，偏要和你不懈地沟通交流，如果最后失败了，就认定你自高自大。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知识是归少数阶级垄断的。随着知识走向平民化，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有时只讲感情，不讲真理，把道理归因于“阶级”上。不同阶级的确有其自己的道德，问题是将真理与阶级挂钩，以及将思想与阶级错误的挂钩，使得不同意见被消灭。这样，真理为多数“阶级”所拥有。你的想法为何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不问是非曲直，而直接认为你的思想是理应被专政的。谁不认同多数，谁就是反革命。当知识还是稀缺品，而有的人却拥有知识时，怀着绝对平均论思想的人已来不及考虑他是哪个阶级，只看他“合不合群”，一旦群众不满，必然恨不得将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xxxxxx。

其实，李云龙和田墨轩的矛盾，两个人都负有一定责任。李云龙应该保持谦卑，认识到自我认知的有限性；田墨轩则是个旧文人，如果他长在红旗下，他应该熟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没必要提炼出艰涩抽象的理论，至少一家人应该在饭桌前愉快地吃一顿饭。遗憾的是，这两种要求都显得乐观了。大多数人会对自己的谦虚过高地估计。同样地，如果好的处事方法为全体所掌握，那么我们定是一个上情下达，海清河晏的社会。就这点看，我认为不是办法的办法是，李云龙还是在军事学院好好跟常乃超学些理论，和老战友赵刚痛痛快快地喝酒，逐渐虚心地从他们身上增进认识，日拱一卒；至于老丈人，第一次就闹得很不愉快了，好的孝敬方式是——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