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铜镜已经锈得照不清人影了，可她仍然每天拿出来，用粗 布擦了又擦。“奶奶，这镜子都这样了，还擦它干啥？”我问。她枯枝般的手指抚过镜面，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这里头藏着个人哩，得擦亮了才看得见。”我凑近看去，只看见自己模糊的轮廓。奶奶笑了，露出仅剩的三颗牙，开始讲述那个她讲过无数次的故事。
“那会儿啊，我才十八......”十八岁的林秀娥是牛家四屯村最俊俏的姑娘，眼睛像山涧里的清泉，辫子黑得发亮。她早已许配给了黑风岭的曹大山——那个让人闻风丧胆但很帅气的一个胡子头儿。他们青梅竹马，本该早成亲的，可曹大山说世道太乱，要等安定些再迎她过门。
那天清晨，林秀娥正在溪边洗衣，忽然一阵马蹄声碎了一山寂静。五六匹马冲过来，马上的人蒙着面，一把将她掳上马背。她挣扎着，一只粗糙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别喊了，小美人儿，我们大当家瞧上你了！”她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山寨，扔进一间屋子。傍晚时分，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走进来，身上散发着酒气和血腥味。“我是黑虎岭的王彪，”他说，“跟着我，有你吃香喝辣的。”秀娥一口唾沫啐在他脸上，“我有男人了！曹大山的人！”王彪抹了把脸，冷笑：“曹大山？那个缩头乌龟？他要是敢来，我让他有来无回！”三天后，一个放出去的老乡偷偷带回消息：全村人都急疯了，曹大山已经带着人马杀过来了。
山寨突然骚动起来。哨兵连滚带爬地进来报告：“大当家，不好了！曹大山他们打上来了！”王彪一把拽起秀娥，刀架在她脖子上，拖到寨门口。
山下，曹大山骑着黑马，如铁塔般立在那里，身后是二十几个弟兄。“王彪！放了我女人！”他的声音如同炸雷，在山谷间回荡。“曹大山！你有本事上来抢啊！”王彪狞笑着，刀锋抵在秀娥白皙的脖颈上，已经划出一道血痕。秀娥永远记得那一刻——曹大山的眼睛突然红了，他猛地一夹马腹，那匹黑马如离弦之箭冲上山坡。枪声四起，他却伏在马背上，手中双枪齐发，弹无虚发。身后弟兄们吼叫着冲杀上来。
混战中，一颗子弹擦着秀娥耳边飞过，击中了王彪的肩膀。王彪吃痛松手的一刹那，曹大山已经冲到面前，一把将秀娥捞上马背，同时回身一枪，正中王彪眉心。
那一仗，黑风岭平了黑虎岭。硝烟尚未散尽，曹大山就在刚经历战火的山寨里办了喜事。
“那会儿啊，他就拿着这面铜镜，说是聘礼，”奶奶摩挲着镜背的鸳鸯图案，“他说，等太平了，给我买西洋镜。”
成亲后，秀娥留在山上，为大伙做饭洗衣。她那双原本绣花的手，学会了揉面、生火、补衣裳，还能用野菜做出十几种不重样的吃食。
有一次，山上粮食紧缺，秀娥带着几个姐妹下山找粮。她们扮成走亲戚的村妇，绕过鬼子哨卡，到邻村用首饰换粮食。回来的路上遭遇巡逻队，秀娥急中生智，让大家躲进河边的芦苇丛。她把自己的脸抹黑，头发扯乱，装作在河边洗衣服的疯妇人。鬼子过来盘问，她咿咿呀呀地装疯卖傻，还故意把水溅到鬼子身上。鬼子嫌恶地走开了，姐妹们这才躲过一劫。“那会儿啊，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奶奶拍着胸口，仿佛还能感受到当时的紧张，“可一想到山上饿着肚子的弟兄们，就啥也不怕了。”
1938年冬天，山里来了几个陌生人，穿着破旧却整齐的军装，帽子上缀着红五星。他们是抗联的人，来找赵大山商量收编事宜。夜深了，秀娥端着热汤进议事堂，听见戴眼镜的抗联干部说：“曹大当家一身本事，应当用来打鬼子、救中国，而不是窝在山里当土匪。”曹大山沉默良久，问：“跟了你们，我的弟兄们咋办？”“都是中国人，一起抗日！咱们共产党不亏待好汉！”曹大山转头看见门口的秀娥，问：“媳妇，你说呢？”秀娥放下汤碗，轻轻说：“跟着能让我们孩子活在太平盛世上的人吧。”就这样，黑风岭的胡子成了抗联游击队第四支队。秀娥也成了支队炊事班的“曹大嫂”，大家笑称她是“靠脸吃饭”——因为每当粮食紧缺时，她就带着几个面容姣好的女队员，假装走亲戚的村妇，到山下敌占区弄粮食。
有年冬天特别冷，山上伤员增多，药品奇缺。秀娥主动请缨，带着两个姑娘下山搞药。她们摸进被鬼子占领的镇子，找到一家药铺。老板起初不敢卖，秀娥跪下来求他，说山上有打鬼子的伤员等着救命。老板被感动了，偷偷给了她们一些药品。临走时，秀娥摘下陪嫁的银镯子塞给老板，老板推辞不要，说：“你们打鬼子，俺也算出一份力。”
回来的路上遇上大雪封山，秀娥把药品紧紧裹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保护它们不致冻结。她的手脚都冻伤了，却笑着说：“药保住了，值！”
1943年，支队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台相机。有个小战士给秀娥拍了张照片，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照相。照片里的她站在炊事班的灶台前，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笑得有些拘谨却明亮。这张照片后来被曹大山珍藏了很久，直到它被战火熏黄、被岁月模糊。
1945年，日本投降了。曹大山却没能等到全面解放的那一天。长年的吸烟枪早已掏空了他的身体，咳嗽越来越重，最后咳出来的都是血。临终前，曹大山把秀娥叫到床边，从枕下摸出那面铜镜，塞到她手里：“跟了我没让你过上好日子...下辈子，一定补上那面西洋镜...”
秀娥泪如雨下，紧紧攥着铜镜，仿佛这样就能抓住即将逝去的爱人。
“你爷爷走的那天，山上的杜鹃花开得正旺，”奶奶的声音轻了下来，“他拉着我的手说，对不住，没能让我过上好日子，还说那面西洋镜，下辈子一定补上......”爸爸那年才四岁，还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只是摇着父亲冰凉的手问：“爹，你咋睡不醒呢？”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安排奶奶下山，在村里分了地和房。许多人劝她改嫁，她摇摇头，一个人把爸爸拉扯大。奶奶的手很巧，会做各种山野小吃。冬天里，她做的冻梨甜中带酸，夏天酿的山葡萄酒醇香诱人。邻居家的孩子总是找各种借口来串门，就为尝一口“曹奶奶”的手艺。
改革开放后，村里有人出高价要买奶奶的铜镜，说是古董，值大钱。奶奶摇摇头：“这镜子啊，比我的命还金贵，给座金山也不换。”“奶奶，你想爷爷吗？”我轻声问。奶奶没有回答，只是继续擦着那面铜镜。夕阳从窗口照进来，恰好落在镜面上，反射出一小片光斑，在她苍老的脸上跳跃。突然，我仿佛在那片光里看见了她年轻时的模样——明眸皓齿，辫子黑亮，站在开满杜鹃花的山岗上，身旁是那个骑着黑马的高大身影。
奶奶微微笑着，哼起一支古老的山歌，声音沙哑却依然有调。我知道，在那歌声里，她永远都是十八岁，永远都在那片山上，永远都与那个人并肩而立。
铜镜不会说谎，它默默照见了奶奶最美和最痛的岁月，然后将它们永远珍藏在那斑驳的铜锈里，光阴流转，不曾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