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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说：“活着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事，大多数人只是存在，仅此而已。”

我希望能活着，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自由

  曾经有人问我，你写文章为的是什么？我回答的很简略——自由。然而，现在这个时代不能轻易的谈自由，仿佛提起这类词都要被冠以“全盘西化”的高帽，瞬间变成众矢之的。

  在预料之内的，随着年龄的递增，我变得愈加含混了，模糊和雾霾越来越变成一件件称心如意的法宝。曾经如刀锋一样语气和气势越来越被木讷的点头和含混的口齿代替。

  曾经，我会不服输的用各种弱势批判逻辑形成攻势来为自己其实并不坚信的事物辩护，而现在，我越来越相信三缄其口的荒诞了。

  我曾经一度困苦的思考，思想的界限在哪里？是我智商的上限？还是这个世界不愿表露的部分？而我这个答案仿佛变得越来越清楚——哦，思想的上限是国界线。

抛开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不谈罢。应该只有一件事是中肯无比的，如果00后的一代中，所有人都成功的成为“我们”的话语者，再没有人踩着刹车来阻止飞向深渊的巨兽，再也没有人用自私的口吻阻止利维坦的力量，我们都将只剩下“为某个想象中的主体献身”的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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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时，受政治老师的影响，我开始试着阅读尼采哲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时仅仅为其语言而震撼，一些零散的碎片在脑中。后来，自己找了一些哲学史相关的书阅读，被颓唐

  每当进行一个现代人的思考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按照“大他者”（拉康）的需求运行，追求自由意志时，你又不得不按照并不自由的思考方式进行思考。这几乎是关于自由意志实现最大的困难。

  在当今的大他者世界中，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风靡，用化约主义的方式，我们用标签和概念化约自己脑中的世界。但当黑天鹅出现的时候，又要为无效的结构作辩护。

  我们越来越依靠这个符号化的能指世界（索绪尔）。而真正的世界，我们却厌弃它犹如厌弃诡辩的哲学家一样，将其肆意的丢给柏拉图的洞穴中的恶魔（理想国），同时大方的随他进食。

左右我们行动的，往往不是我们所期盼的自由意志，而是众多散点状的信息互相取舍形成。他们汇集成许许多多的思考模型，为了节省能量，大多数的人，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面对不同的思考，如何让他们共同存在呢？广泛的论断是，要把主体的控制权留给最有利于我存活的思考。

  有这样一个论断，看似很正确，但让我把他扩大，看看这个论断背后大他者的踪迹吧。如果将各种不同的思考理解成这个世界中不同人的意识，“筛选出最有利的思考并视其为主体“就不难理解了。回想一下董仲舒的儒家，亚伯拉罕的神，他们用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打造最有利于当时人存活的思考，面对生死存亡，个体的体验必须忽视。

    在现代性的时代，一切都要遭到清算，这样的思考明显落入边沁的圈套。面对现代人文主义的“每个人的意愿都是同等重要的”的拷问，这个回答显然不被接受。难道你能说，为了数量为5的个体，就能杀死数量为1的个体（电车难题）。在这个论断的背后，集体主义的大他者不言而喻。然而事实上，我们还在默许董仲舒们为我们造最原始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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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物质上的存活，必须选择理解大他者，为了精神上的自由，必须远离大他者。这就是属于自我意识的悲剧，充满戏剧化的基调和色彩，但他也是最美丽的，没有了这种现实和和愿望之间的若即若离，人类就真正的坠落于悲剧了。

  对于这样悲剧的情景，我曾像尼采之前的西方人一样，寄希望于世界逻辑的不完全性，但同时又追求着永恒和无限。在瓦格纳的《女武神》中，沃坦作为诸神，却要限制于自己的意志和契约，他因飘转不定的判断而暴怒。我与他一样，多么盼望有一个女武神实现自己真正的意愿，可同时又因她竟然拥有洞差自己意志的能力而惊恐，因背叛自己口头上的命令而想毁灭她。

  这就像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人踱步与黑暗的小巷中，心中期盼耳边能想起一首最爱的歌谣。突然这首歌谣真的从某处被放了出来，在莫大的欣喜同时却胆寒心境，这欣喜和恐惧的原因，竟然都来自这世界的非理性。

  后来，我逐步认可尼采世界的逻辑闭环，跳出世界对其进行反思是不可能的。但同时，我并没有接受尼采权利意志的论断，可能是受现代性哲学的荼毒太深，也或许是对时代中大众的不满，对乐观和救赎处于搁置的态度。清晰且单一的意志膨胀不会使人从群众中脱离禄来成为超人。相反，叔本华对于意识的模糊的看法反倒可以参考。让这些意识抗争，攻击，分裂，于此同时在混乱中接受这来自世界的意识。当意识已经完全容纳下世界时，就成为非理性的主体。

关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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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哲学的困顿使我不得已加入更多现实意义进项考量。于是乎，我终于把“意义“当成了一个考量的标准，自由意志要的究竟是什么？理解世界么？驾驭世界么？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工具，实现物质上高于他人成就？甚至仅仅是是追求看起来如此空洞的“自由“？在我思考流变的上游，驾驭世界理解世界最终获得哲学意义上的绝对自由是自由意志的目的动力。无论是那个时期的哲学家，我只在他们身上寻找吞噬世界的方法。到了流变的下游，我开始以现实意义来对其进行考量，兴趣也从纯粹的哲学开始向道德观和伦理观迁移。道德是先验的还是后验的？道德意义上的，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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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接受加缪式的反抗，用道德上的沦陷来获取夹缝中的自由。然而，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我甚至以毫无原则的原则的捍卫者自居，可是当现实降临时，我又因想到忤逆大他者的结局——默尔索式的结局而恐惧。于是又回到之前的纠结上。

  因为事实上，我们无法强迫公德经过我们同意和协商后存在。作为社会人我们没有社会契约的权利。就算我拥有挑战他的勇气，每当想用反道德的行为与道德对抗时，其实又跌入另一个陷阱。加缪的“反道德“本身就是依附于“道德“的存在，说到底，他依然是一种道德的附属。就像“女人一样，如果我们仅仅称呼她叫“非男人”，她根本不算女人，只有当她并不是出于一个“与之对应”的语境下，“女人”才真正自由。同样，作为与道德相反的概念，他依然拜托不了“某条船”的困境。

同时，海德格尔的烦也一直在脑中缠绕。早期，我认为自由意志的生成是需要完全空白的被抛状态，绝对自由需要没有任何的人文环境限制。但仔细一想，如果一个人完全在空空如野的被抛状态中生存，和野兽无异。可是，用常人世界的界定被抛状态也是有失公允的，不能因此而否定野兽般的自由。也就是说，除人类外的其他生物，竟然天生就获得了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在高二以后，受洛克的影响，广义上的道德自由也不进行讨论了，回到对种种现代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合理性的思辨。同时，一些研究也逐步发现，人在物质条件上本就不是一个主体，没有独立的完全的自由意志。正好凑巧，我的兴趣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关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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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兴趣其实一直在纯粹哲学和政治哲学上徘徊，为了应对周围人的问题，我不得不设法一步步联系现实。我曾经干了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由此开始考得比较好，班主任让我讲什么心得之类，我哪里有那个啊，可是我没来由的变成了戏精，在讲台上大声呼叫“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了自由！为了幸福！“场面极度尴尬，一度成为了笑料。回想起来，正是从那时，很多的考量，我都会参考“能让谁幸福？“甚至成为了我思考的基石。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是我有的，别人没有的东西。思考是人独特的东西，发挥了人的独特性质，就是幸福。对于这个论断，我没有什么感情，就像中学物理课上老师经常干的事情一样，对亚里士多德给予先验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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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诸多的抽象概念一样，“幸福”这样的词绝没有所有人共同的定义。然而在现在争持的框架下，很多政治制度设计的理念为的就是实现或维持这样的抽象概念。所以政治体制极度依靠一套完备的抽象慨念系统平且被人所认同。可是这样的幸福就仅仅是实现政治主体的自我满足感，用构建需求-满足需求的方式假装维持了政治生态。实际上人会感觉“我应该生活得很好啊，可是我感觉并不好啊”。

    这是我思考中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但也是一个很模糊的维度。对于个体而言，幸福是感官的体验还是精神上舒适的尺度？它是像局外人中默尔索使其高于一切的感观体验，是罗素口中感官数据的尺度，还是伊壁鸠鲁的幸福？在方向没有确定之前，如何实现？对于群体而言政治制度仅仅参考着一个模糊的主流价值观，并且还是多个个体牵强妥协的结果，理解和实现幸福的困难更加大。

    就像与尼采上帝已死的遥相呼应一样，哲学也在20世纪终结了。海德格尔机智地说终结并不是哲学的完蛋，而是哲学的完成。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是能被完成的，即使是死亡，也无法被完成，那些看起来完成的，只是成为了不能理解的那一部分。现在，未来的自己已经出现，是时候敲响钟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