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529: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才,记住他们的善绩,忘掉他们的过去,容忍臣下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29《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四卷-06

材难,不其然与

王嘉上书说:“以后情况逐渐改变,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要求严苛紧迫,又多次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检举弹劾官吏十分苛刻,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还揭发宣扬别人隐私。

有的官吏在位只数月就被罢免,送旧官回乡和迎新官上任的人,交错在道路上。

中等才干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干的人,常心怀恐惧反省自己,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

两千石官员越来越被人轻视,属下官吏和百姓对他们很轻慢,有的抓住他们轻微的过错,扩大成罪状,向司隶、刺史报告,或者上书朝廷检举。

广大百姓发现两千石官员那么容易扳倒,遇到小不如意,就产生背叛之心。

前些时,山阳亡命徒苏令等纵横郡国,官吏和武士面对危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

这是因为郡国守、相的威信和权力早被夺去了。

孝成皇帝感到懊悔,下诏书说,对两千石官员不加以‘故意放纵’的罪名,派使者去赏赐他们黄金,安抚他们的情绪。

这确实是由于国家有急难,需要两千石官员出力解决。只有两千石官员受到尊重而难以被危害,才能驱使属下。

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置不批,逢到颁发赦令便一切都解决了。

以前的惯例,尚书很少把弹劾奏章交付有关机构查办,为的是怕骚扰百姓,取证、审查、下狱、处治,有些人就死在狱中。

弹劾奏章必须写有‘胆敢控告’的字样才交付有关机构查办。

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才,记住他们的善绩,忘掉他们的过去,容忍臣下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

两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干称职的官员,从人情来看,难免会有过错,应该宽容忽略他们那些小过失,使尽力供职者受到鼓励。

这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关系到国家利益。前些时苏令造反,朝廷打算派大夫驱逐盗贼,调查苏令起兵的原因。

当时现有的大夫中没有可用的人选,就征召尹逢,授为谏大夫,派遣他去。

如今众位大夫中有才干的非常少,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才,才能使其赴难时不惜以死报国。

如今事到临头,才仓促寻求,这就不能表明朝廷有人才了。”

王嘉趁势举荐儒家学者公孙光、满昌,以及干练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修,他们都曾是卓有声誉的两千石官员。

哀帝采纳了王嘉建议,任用了他们。


感思:王嘉这份奏章堪称西汉吏治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其核心主张可归纳为:

批判吏治苛酷(“政治严苛,数变更事”)。

指出监察制度异化(司隶、刺史“察过悉劾”);

揭示频繁调动导致行政效率低下(“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倡导长效治理(“吏居官者或长子孙”)。引用文帝时期官吏久任形成的职业世家(仓氏、库氏);

强调官威积累需要时间沉淀(“二千石益轻贱”)。

主张容错机制(“忘人之过,记人之功”)。列举魏尚、韩安国等戴罪立功的典型案例。提出“小过勿究”的用人智慧。

构建人才梯队(“宜有以报之”)。批评临时抱佛脚的人才选拔(“临事仓卒乃求”),建议建立常态化培养机制。

王嘉的上书,并非空洞的批评,而是提供了一套系统性的、具有高度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久任、容错、养才),这正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君主所急需的。

王嘉还立刻推荐了公孙光、满昌、萧咸、薛修等一批有名望、有经验的实干派官员,为哀帝解决了“用谁”的燃眉之急。

王嘉举荐的四人各有特色:

公孙光、满昌属儒家学者群体,代表道德标杆;

萧咸是前朝大儒萧望之之子,出身经学世家且“明习法令”;

薛修是薛宣之弟,以干练务实著称。

文中“皆故二千石”的表述,指他们都曾担任郡守/九卿级别高官,具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

这种推荐体现了王嘉“实践出真知”的用人观,与当时纯以经学取士的风气形成对比。

哀帝自己也能感受到朝廷面临的人才凋零、吏治严苛、效率低下的困境。现实困境与王嘉的解决方案高度契合。

因此哀帝对王嘉的信任,不仅停留在“听其言”,更体现在“行其策”。

全面接受了王嘉关于吏治改革的核心理念。将他举荐的四位“故二千石”官员全部起用,这是对丞相权威的极大支持。

然而,这种信任是有条件的、工具性的,也是脆弱的。

它的存在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一是王嘉的建言符合哀帝稳定统治的现实需要。

二是王嘉的刚直没有触及哀帝的个人私欲与绝对权威。

一旦这个底线被触碰,信任便瞬间崩塌。

后来当王嘉坚决反对哀帝加封其男宠董贤为侯时,他便从一位“治国良相”变成了“抗旨逆臣”。

哀帝初期对王嘉的信任,是一位陷入统治危机的年轻皇帝,对一位德高望重、能力出众且能提出解决方案的老臣的理性依赖。这种信任是务实的,但也是浮于表面的。

当王嘉的原则性与哀帝的私欲发生根本性冲突时,信任便不复存在。

这段关系恰是西汉末年政治的缩影:王朝深知其病,亦有名医开方,但最高权力核心的腐化,已使其失去了服下苦药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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