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面包的日子
单看故事A，你可能以为卡佛早就无可救药了，简直是垮掉的一代扶不起的阿斗！的确，在他五十岁的短暂一生中，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都处于极度困窘状态。
然而，他从未有任何一刻放弃过写作。
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父亲讲述的那些关于战争的故事是他对阅读产生兴趣的开始。在那个贫穷的没有隐私的家庭里，阅读可算得上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了，这足以令他好奇。之后，他高中毕业了，像所有人预期的那样，他走上了父亲的老路，成了锯木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
但就像他自己说的，“从第一天起就知道我不想在这儿干一辈子”。相比很多同龄人来说，卡佛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而年轻人总改不了莽撞的个性，在这一点上卡佛可谓吃尽了苦头。婚后的生活极其窘迫，他一边为生活苦苦奔波，一边还继续着大学的学业，在异乎寻常的努力与坚持中，他终于毕了业，还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谁也不知道那些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他干过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工作——清洁工、看门人、送货员、仓管员，甚至还干过摘郁金香的活儿；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严苛至极，在付不完的账单、酗酒的恶习以及无数次的失败、争吵和打击中，他依然坚持不懈地学习写作。
如果作家是门职业的话，我想他定会当仁不让。然而，从来就没有人请他去当作家，因为他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他断断续续地发表过一些作品，那足以令他向朋友们四处显摆，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一个作家练习者的最大肯定。
在那些居无定所没有足够面包的日子里，他总是不得不依靠朋友的善意甚至还借住在他们家里，为此，他必须而且只能写一些马上就有回报的东西，比如短篇小说和诗歌，因为凳子随时有可能被房东抽走。此时，他才开始明白，生活全然不像那个十八岁的少年想象中的样子，那里有太多的无奈需要承受——想写东西但没有时间和地方来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笑话，但那的确是事实。
很多人知道卡佛的小说，少有人知道他在诗歌上同样颇有建树。与小说的冷峻沉默相比，诗歌就像是他人格中的另一面，那一面热情赤诚，将一个小说家对于生活未尽的表达全部酣畅淋漓地倒出来。颜控王尔德曾说，“生活在阴沟里，却仍然仰望星空”，那大概是对他诗歌艺术的最好诠释。
事实上，直到1976年他38岁的时候，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才刚刚出版，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似乎已经太迟了，但那的确是他人生变好的开始。1977年，这本书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他荣获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还成功戒除了酒瘾，并结束了第一段失败的婚姻，和女诗人加拉赫生活在一起。
用卡佛自己的话来说，彼时，他开始了“第二次人生”。在那之后，他很快出版了极简主义的成熟之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大教堂》。正是这两本书，奠定了他成为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当年的《费城问讯报》甚至还把他誉为：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任何一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经历就会有什么样的表达，这些经历虽然看似粗粝不堪，但却成了磨砺卡佛成为伟大小说家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砂石。正因为常年浸淫在底层社会中，卡佛得以了解美国当时社会蓝领工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他的小说中，刻画的几乎都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物：他们是loser中的loser。那些一连串的底层人物形象如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人、机械师、邮递员等等，他们在为生活做着各种近乎虚妄的努力，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单是”眼前破碎的生活就足以令他们感到不安”，所有的一切将不复有意义，但他们仍然在绝望中努力地挣扎...“失败并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故事本身”。
这样一种极简的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对于七八十年代正陷于繁复之风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市场来说，绝对是一股清流。也由此卡佛大受关注，迎来了人生中熠熠夺目的转机。
关于极简主义文学
当然，极简主义并不只是文学上的专有名词，它的影响早就从绘画蔓延到了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如建筑、绘画、雕塑、设计、音乐等等，其中以音乐与文学尤甚。关于极简主义文学，维基百科这样定义：
文学上的极简主义表现为文字的节约性，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减少华丽的词藻，让读者主动参与内容成为文本角色，避免作者的主导对读者解读时出现的压抑，此类文学主要以松散的文体，如生活絮语、散文编章甚至箴言或短句形式表现。
简而言之便是：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和沉默是金（silence is gold），表现在小说中则是语言的俭省洗练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匮乏，这在卡佛的小说中几乎俯首即拾。
故事中的人物仿佛有如坚冰阻隔，无法沟通，任凭电视在那放（蓝领工人们似乎都特别喜欢看电视），人物之间却沉默无言犹如一座孤岛。也由此，卡佛的小说对于初读者来说坚硬而不易消化，有时甚至读完也根本不知道讲的啥，然而，别在意，因为卡大师就是需要你去不断反复揣摩的，有了读者的进一步参与，极简主义的内涵才能得以完整地体现。（接受美学观点）
要知道，他当初写的时候就是满含热泪将一个个故事又砍又杀的。据说，他的小说从来不低于10~12稿，碰到心情好的时候，有时甚至还要改上20~30稿。我天！要知道，对于每一个码字的人来说，每一个好不容易想出来的词就像是自己的宝贝孩子一样，而卡佛，真是一个冷峻的刽子手！
当然，这种极简主义不止是为了极简而极简，它也与小说中人物的贫乏生活相对应。因为生活上的贫瘠与拮据，他们省吃俭用，而对卡佛这个文字上的吝啬鬼来说，便是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修辞、反讽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他把语言修炼得瘦骨嶙峋，简直只剩下皮毛了。为此，英国的小说家伍尔夫还把卡佛及他的追溯者称为“减法者“，倒是很生动形象。
骨灰级粉丝村上春树
在卡佛众多的“减法者”中，诺奖千年陪跑者村上春树算是骨灰级别的拥趸了。一开始翻译时，卡佛还健在，村上便紧跟他的节奏出来一本翻一本。
其实，在这期间，社会上对于“极简主义”的认识还一直摇摆不定，而村上呢，倒是异常虔诚，只顾翻译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这样忠于偶像的行为，甚至还引发了读者的强烈不满：《卡佛全集》您都要翻译完了，这翻译的事儿啥时候是个头啊？！您就不能专心投入到创作中吗？
而村上？呵呵，人家说了：自己的事儿怎么能着急呢？偶像的事才是第一位的！翻译啊，真是越搞越想搞！
当然也许你要问了，那村上从阅读和翻译卡佛的小说中到底学到了什么呢？对此，村上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每个作家都自有他的看家本领。事实上，对于卡佛的小说，村上也只是停留在“这里写得深刻”和“故事发展很扎实”这样的感觉上。他们在风格上毕竟不同。
相比而言，卡佛的小说简朴而直接，而村上则轻松而诙谐。对于他俩的区别，村上还打了个这么个有意思的比方。以《大教堂》为例，主人公讨厌妻子的盲人朋友来家里做客，觉得跟盲人一起吃饭很麻烦，于是就当面说了出来，为此，妻子大为光火，两人顿时就开始争吵起来，而如果发生在村上的小说中呢，他会让主人公有不同的反应，就算心里讨厌，也会换种方式来发泄。这就是他俩的不同。
对此，昆德拉在《笑忘录》里也曾说到：人，只要写书，就变成了一个世界，比如巴尔扎克世界、契诃夫世界、卡夫卡世界，而一个世界的本质所在，便是它的独一无二性。
虽然他们截然不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村上春树也同样喜爱。
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说，这个世界正因为有了这么一批为文学而孜孜不倦努力的作家，所以才有了对这个美好世界的种种描述，正是它们组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改变和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这就是我心中的卡佛，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一个虔诚的文学信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