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准备看《小城：十二种人生》之前。
希望每一个人都好。
【正文】
我上一次见到阿明，是在T君的婚礼上。
他们的婚事办得又急又仓促，被人见缝插针安排进一个阴雨连绵的早上，前后不过一个半小时。饭吃到一半，就有服务员进来布置下一场婚礼，宾客们在五分钟之内离席，很是狼藉。
我等笑笑还有老喵收拾东西，一转身，就在一片狼藉里看见了阿明。她从小到大没什么变化，从身材到容貌都是，素面朝天地，仿佛过去的十好几年都没过去。她那边一桌子人都走了，只剩她一个，我才敢认她，并过去打招呼——她不在同学的一桌里，又似乎和周围的阿姨们不在一个世界。我一度以为是我眼花了，但我理应对自己的眼力更有信心一点。
小地方的人就像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以单位为黏合剂密切相连。一个大的企业足以囊括普通人受用一生的基础建设，从出生到死亡一应俱全：医院、幼儿园、学校（小学初中技校，甚至还有一个职校）、超市、公园、体育馆、报社、电视台。人活在配给充分的满足里，就容易忘了这世上还有一种名为自给自足的自由。而在这里，一切都理应被安排，上司认识你的父辈，家长会时一屋子家长起码有半屋子彼此相熟，任何秘密都无从遁形。“别人家的孩子”永远是讨论的焦点，家长们动向异常敏锐，哪里有补习班，谁的成绩变动了几个名次，甚至许多超出孩子理解范围的家长里短。
我和阿明，就是这样的小孩里的两个。我们不仅同班，还在一起补课，家里多少也熟悉，只是小学以后不在同一个学校，高中又分了文理，这才渐渐断了联系。我们相认时小凌在一旁目瞪口呆。他惊讶于我知道这里的许多人：T君的爸爸是给我上过课的历史老师，阿明是我的小学同学、老喵的初中同学以及T君高中时的理科班同学，而她现在回到我们的小城，又在职校和T君的妈妈做了同事，以至于分桌时几乎差出去一辈。呆立当场的几个人把话说开，冥冥之中便多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圈，关系错综复杂，那么容易就获得一点联系。
小凌开玩笑似地说，如果随手扔块砖头，是不是砸到的人你都能认识。我认为这话虽然夸张，却还是有可能的，尤其在厂区。
婚礼本来就在厂区的酒店办。酒店盖了好些年，在城北很有名气。照相馆、小学、老干部活动中心都在附近，是很完善的生活区。小时候我没离开过这里，逛文化宫的灯会，坐广场上的小汽车，买公园门口一毛钱的糖稀。再大一点，就是在广场里放我那个永远也放不起来的金鱼风筝、滑永远不敢滑快的直排轮和滑板、扒着点播台看永远没头没脑不知道放到哪里的圣斗士。我学会了踩着脚踏板上自行车，和阿明等很久的公交车去少年宫学琴，把所有刷碗拖地攒下来的零花钱交给下坡尽头快要倒闭的书店，借一天一块钱的少年漫画。
初中时阿明去了更远也更好的学校，我遵循一位老师“宁当龙头不做凤尾”的教诲，老老实实留在这里上初中。再后来大多事都变成谜，越来越多同龄人走出我们的十八线小城，去别的地方，中城或者大城，甚至不少去了国外不再回来。像阿明这样回厂的是少数，多是过去在厂里的双职工家庭，算是对后代人力所能及的庇护。
等人的间隙之中我们聊了几句，她自嘲似地说，大家都往外走，就我这么傻傻地回来了。
阿明当年成绩蛮好，理科生一本线上几十分绰绰有余。她去了北方一所不错的学校，毕业之后子承父业回到厂里。
也许要再过许多年，她会渐渐觉得被安排的人生欠缺某种公平。政策不再对小城的重点行业有所倾斜，双轨制之后企业的退休金和房积金交多补少，大家都在厂里还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旦遇上其他单位，弊端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了。而小学同班又回厂里的几位仁兄，都没有念过大学，只在旁边读了三年技校，早一年进厂就多一年工龄，退休时经济上反而要比高学历来得划算。又一条不合理。
我说人各有志，回来多安逸，什么都不用愁。
但说这话的我并不知道她过得算不算好，话里话外，也能听出有点遗憾。我们处在一条短线上的两个极端，不了解的时候，谁也说不清哪种生活更快乐。像两个来自平原的人，在彼此的丘陵前感慨山高，却不晓得真正的高山是否远在视线之外。
寒暄和八卦之后陷入一段短暂的沉默。我们滞留在休息区，离我再远一点是小凌，再远一点是老喵和笑笑。她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大连。不是划到一线，就是等着入围一线。也许不久之后的将来，只有小城和大城都下雨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朋友圈的吐槽里找到一些共同点。
安逸是近两年越发经常提到的话题，有时甚至觉得我们不是害怕安逸，而是害怕承认我们其实乐于安逸。当出行时间要以小时计算时，大家就会陷入一种虚假的成就感，仿佛我们真的日理万机十分忙碌有在努力工作认真做事。我看到她欢笑之余也会沉默，代沟不仅来自年龄差距，更多怕是来自思维方式。
没多久，阿明的妈妈来接她。阿姨仍然年轻，仍然能叫得出我的名字。道别的时候雨还没有停，客人们稀稀拉拉向外走。雨不大，一样稀稀拉拉的，不撑伞也无所谓，就干脆不要撑伞了。
我们离开酒店，拱门下一只紫色的气球毫无征兆地爆掉，没有人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