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一轮全球性的“AI泡沫论”正在资本市场中迅速发酵与成型,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10月底,美国知名科技杂志《连线》(Wired)与时政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不谋而合地发表了两篇深度调查。其中一篇题为《人工智能:终结所有泡沫的“终极泡沫”》,另一篇则以更直白的标题《人工智能的崩盘将如何发生》点明主题,这两份报告从媒体角度率先敲响了AI领域的警钟。
紧随其后,高盛集团于11月9日发布研究报告,明确指出AI领域已出现五项类似于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危险征兆,甚至认为当前泡沫程度更高。这一分析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情绪。同时,美国银行在2025年11月7日至11月13日期间的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显示,市场对AI泡沫的忧虑正显著上升。尽管53%的受访者认为AI技术已开始提升生产力,但调查中首次出现20年来受访者指出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现象,并呼吁超大型科技公司放缓扩张步伐。
这些集中发布的报告反映出,资本市场开始系统性质疑明星AI公司的核心问题:效率提升与盈利增长严重脱节、资本开支远超收入、以及依赖“循环投资”模式(即从供应商处获得投资,再转而向这些供应商购买算力和芯片)。这种模式导致投资者严重怀疑这些公司兑现未来高估值的能力。因此,即便英伟达、微软、谷歌、Meta等标志性AI巨头近期公布了亮眼的第三季度财报,仍未能阻止AI板块的整体下跌。万得美国科技七巨头指数(MAGS.US)在11月份下跌近10%,这一跌势发生在业绩全线飘红的背景下,凸显市场信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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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寒意很快传递至科技产业。曾在2025年1月荣膺《星期日泰晤士报》“2025英国科技100强”第十名的英国AI独角兽Robin AI,在完成估值7亿美元的B+轮融资仅一年后,其资产便被挂上破产网站。该公司身后云集谷歌、软银、淡马锡、剑桥大学等顶级机构,过去这样的投资人阵容几乎被视为通向上市的“保送”凭证,但现实情况已截然不同。这一案例成为AI领域风险加剧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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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界和媒体不约而同地为高歌猛进的AI行业亮起“黄灯”,一时间,“AI是否存在着超级泡沫?”成为跨越金融界、咨询界、学术界和科技界的共同激辩话题。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泡沫”指向投资人的预期回报,而非创新本身是否最终兑现。就这一点而言,截至目前AI巨头并未兑现其预期价值。一个关键例证是麻省理工学院NANDA项目于2025年7月发布的《2025年商业AI现状报告》,该报告指出:尽管调查企业在生成式AI上的投资高达400亿美元,但其中95%的组织获得的实际回报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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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级创新与超级泡沫”的讨论中,产业界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承认泡沫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潜在好处。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不同于2008年次贷危机的“金融泡沫”对社会“只有坏处”,AI的“产业泡沫”即使破灭,也将留下有益的遗产,因此可称为一种“好泡沫”。确实,根据非理性繁荣理论,泡沫往往代表着预期与繁荣。越是重大的技术革新,越容易引发狂热的投资周期。历史案例鲜明:19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铁路泡沫促进了火车的普及;20世纪初的电气化泡沫使电力走进千家万户;世纪之交的互联网大泡沫则奠定了当今网络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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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们确确实实在享受这些“好泡沫”留下的遗产。但泡沫破裂时参与者的惨痛灾害同样真实。1847年金融危机中,铁路指数较峰值暴跌65%;1887年美国铁路里程达峰后,过剩产能导致运输价格崩溃,后续7年约20%的美国铁路里程陷入破产管理;1932年,美国经营家庭通电业务的最大公用事业集团Insull破产;到1933年,美国电力公用事业建设支出不足1930年的15%。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在短短两年内蒸发了科技公司5万亿美元市值,无数互联网企业倒闭,投资机构和股票投资者血本无归。这些重大创新泡沫破裂带来的“次生灾害”如此惨痛——行业失速倒退、社会痛感强烈——远非“好”或“坏”能简单概括。如果泡沫与创新如影随形,那么与其仅关注泡沫留给未来的“好处”,不如为大概率发生的破裂做好更周全的当下准备。
(新闻来源:"https://zq.zhaopin.com/moment/85591354")
除了经济必然性带来的泡沫,一种更为隐蔽的风险——“技术至上主义”——正加速催化泡沫膨胀。在AI语境中,这被简化为一个前景诱人却危机潜藏的单线逻辑:只要有更先进的AI,就能带来更美好的未来。显然,这一逻辑问题重重。人类社会面临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大多无法通过技术进步自然解决。尤其对AI这把“双刃剑”而言,能力越强大,其应用带来的伦理悖论、社会冲击与治理挑战也越深刻。然而,在“技术至上”的叙事下,这些关键维度被系统性地忽略。
(新闻来源:"https://zq.zhaopin.com/moment/85562024")
这种技术领域的“只要—就”叙事定式,在集体记忆中可谓“深入人心”,正如过去几十年耳熟能详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实践中,从政府机构到商业主体,许多决策者坚定抱有“只要有更先进的AI,就能如何如何”的期望。于是,核心问题被遮蔽:更先进的AI能否在商业上兑现投资预期?是否需通过替代更多岗位实现回报?会不会引发智能鸿沟、伦理偏见或更复杂的商业与社会风险?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国家级AI竞争在商业领域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效应。在此背景下,“泡沫”甚至被视为喜闻乐见——没有泡沫,如何彰显能力、速度与魄力?
结语部分呼吁迈向“有准备的繁荣”。市场无法自动识别泡沫,直到泡沫破裂;人类也难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直到教训再临。诚然,技术变革早期因缺乏清晰估值锚,投资者的决策易被宏大叙事和群体情绪主导,这正是“泡沫期”的典型特征。但在本轮AIGC浪潮兴起三年后,我们有必要进行更冷静和系统的审视。这并非因噎废食,在AI时代门口悲观地关上大门;相反,它提醒我们必须积极正视和应对巨大繁荣背后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不仅限于伦理与社会层面,还包括更隐蔽的技术与商业层面——通过更周全的准备迈向持久繁荣。
尤其从中国AI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的AI产业与国有资本、政府引导基金及国有背景产业基金深度绑定,这与西方以风险投资和私募资本为主的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模式固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一旦遭遇类似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大败局”,损失将不仅限于追求高风险的私人资本,还可能转化为全民性资产负债表的损伤。这要求我们必须比美国华尔街更具前瞻性、更审慎地正视“泡沫”警示,同时系统预设应对措施。从铁路、电力到互联网,西方科技产业曾因“蒙眼飞奔”“盲目跟风”“重复内卷”付出惨痛代价。历史虽无法精准预言泡沫何时破裂,但能提示我们利用繁荣阶段积攒的动能,为未来深度波动铺设坚实的安全垫和防火墙,以降低产业冲击,防止行业整体失速。
此外,就AI竞争层面而言,对于短期目标,速度自然是唯一获胜要诀;但对于“AI马拉松”式的长期竞赛,更好的准备与更稳健的步伐,显然更能接近持久的领先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