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子

（黎民外史）

那天晚上，退休在家的施聪下楼时，随手把家里的一把毛票带上，想用它们到小吃店里吃饭。谁知到了店里，店员说，“对不起，这还叫钱，连卖菜的都不收，花都没地方花，我们不要。”施聪只好打开手机，用微信支付了。吃过饭，他攥着捋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往回走，脑子也往回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景象就浮现在脑海里。

那时候的农村，到处都是破败的景象，大人们辛辛苦苦劳累一季子，还填不满大人小孩的肚皮，所以把生活叫“过日子”。那日子过的呀，岂止一个“穷”字了得。那光景就像得了一种老陈病，深深地长进人们的骨肉，到阴曹地府都不会忘记。从那时过来的人，一看到孩子们把馍皮揭了，把吃不完的饭菜倒了，把五十元的压岁钱扔到地上，就气不打一处来，知道说了没用，还是忍不住想嘟囔几句——那都是血汗钱呀！

施聪一家三口半人，妈妈、伯伯和他，还有一轮一个月的奶奶。轮流管奶奶吃住，本来是挺简单的事儿，可是在施聪叔父那里，却成了问题。因为农历有大小进，大进三十天，小进二十九天，叔父只愿意管小进那些月，大进让他们管；施聪家是奶奶来的那些月改善几顿生活，叔父家是奶奶不在的那些日子改善生活。妈妈为这也说过风凉话，但伯父不让跟他们一样，毕竟是一奶吊大的兄弟嘛，况且这都是叔父小时候奶奶惯、伯父让的结果。唉，说来说去都是因为太穷了。后来，才两生的堂弟死了，婚姻不顺的堂妹气死了，婶婶也得邪病死了，撇下叔叔和半大不大的一双儿女，艰难地度日。村上人们都说，这是坏良心的下场啊！

施聪伯伯们兄妹四个，两男两女，伯伯是老大，叔叔是老小，两个姑姑是老二、老三。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因为家里太穷，伯伯又是老大，爷爷就没让他去上学，成了家里的壮劳力。奶奶认为两个女片子到底是外姓人，也不让她们上学。一心想改变家族命运的爷爷说，就是苦死累死，也得让叔叔去上学，于是叔叔就成了这个家里唯一有文化的人。在叔叔上学期间，曾经做过生意、吸过鸦片的爷爷，身子已经坏了，什么重活都干不了，两个姑姑和奶奶只能做做家务、锄锄薄地，摘摘棉花、掰掰苞谷，所有的苦活累活，都压在伯伯肩上。伯伯是个实诚直正的人，干什么活儿都不惜力，不管是一百多斤的麦布袋，还是装满青草的背笼，他都能够抗起来、背上去。有时候累得实在挵不起来了，就让人抬着放到自己身上。解放后，等叔叔中学毕业，到山西铁路上当了临时工，伯伯已经得了伤力，成了一个肺结核病人。后来，叔叔成了家，孩子都满地跑了，伯伯也没有成家，成了光棍一个。听奶奶说，六一年爷爷病饿而死时，可能心里有所愧疚，用左手的一个食指直直地指着守在身边的伯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摇了摇头，就死了。两个姑姑，一个嫁到城郊的安营，年儿半载不回来一次；一个跟山东那个炕鸭娃的跑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时候，时间已经到了六八年的初夏，施聪和妈妈也来到了这个已经分灶而居的家，和伯伯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可是，施聪们娘俩刚一到不久，就和叔叔家大吵了一架。叔叔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既然光棍老哥有了一个像样儿的家了，老太太就不能只吃住在他们家，得两家轮着管。二是非得重新分一次家。第一条伯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第二条本来就要答应，看见妈妈脸上的阴云与恼怒，让伯伯欲言又止。妈妈知道，这个叔叔是从小惯坏了的，一家子人，什么都要尽着他、让着他，养成了使强的个性，弄什么都要强吃一头。叔叔原以为，哥哥老光棍一个，四十出头了，怕是也成不了家，所以分家时挺大方，平均分了宅基地，老房子算他的，在后边宅地上让哥哥盖了两间瓦扎檐堂屋和一间麦秸苫顶的灶火。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小九九，那就是等几年把小儿子过寄给哥哥，这家产什么的还不都是自家的。现在他觉得吃亏失算了，要再分一次家，还得按两家孩子多少来分。吵了好几天之后，在生产队长的搓合下，把这边宅地上的树让他全砍了去，只留下光秃秃的白地，又把一张大方桌、一辆拉车归了他，还有一些农具物什都让给了他。这一次分家，让施聪们这个才组成的家雪上加霜，真可说是家徒四壁了。

施聪后来才知道，妈妈为什么明知伯伯有病，还要改嫁过来，那纯粹是为了他。当初，妈妈和襁褓中的施聪被父亲抛弃之后，她把一切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一心想把施聪养大成人。然而，再娶之后的父亲生了一谷堆孩子，急着要房子住，就生尽千方百计挤怼她们娘俩，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棱生生把妈妈气成了气结胸。舅舅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就逼着妈妈改嫁给一个姓杨的朋友。舅舅不说则已，一说就把妈妈恼死了。因为施聪妈妈当初的婚事，就是舅舅做的媒，结果却遭到遗弃。十年来，姊妹俩都不说话，现在又说这种混帐话，妈妈死活都不答应。后来，舅舅又让二舅和外婆劝说，都无济于事。一头逼着腾房子，一头逼着改嫁，妈妈进退失据时，就依了一个亲戚的劝说，选择了这里。妈妈的思想不光有些封建，更害怕改名换姓后的儿子受人欺侮，来到同宗同祖的施营并且嫁给一个病号，为的就是不让儿子改名换姓。

在破落的小院里，施聪放学回来，总是看见妈妈一边烧锅做饭，一边喂鸡喂鸭；而生病的伯伯一边抽旱烟，一边咳嗽，还不时往地上吐粘痰。在田间劳作时，伯伯只能干一些轻省活儿。妈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学会了所有的农活，自留地里的春种秋收，几乎都是妈妈一个人干的，人们都说“小聪妈妈哪里是个女人，就是男人家也没有几个像她那么拼命干的”。到了星期天，小施聪就和妈妈一起上工，去挣那可怜的工分，或是到自留地里劳动。解放二十来年了，农村依然重男轻女，同工不同酬，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每天7分，而像施聪这样的小学生，每天只给记5分。到了夏秋时节，都是按工分分粮食。施聪家劳力少，工分自然也少，分的粮食就少。那时候土地贫瘠，农钾肥根本不够用，农民们种地的积极性很差，上地往往是出工不出力，犁地是一垄掩一垄，锄地是一锄盖一锄，一亩地只能打百十斤粮食。夏季交了公粮之后，生产队就没多少粮食了，每家每户都分不了多少小麦，施聪家则分得更少，至多不到二百斤，少则百十斤；到了秋天，他们家只能分到两背笼苞谷、一百多斤红薯。几分自留地里，又想种粮又想种菜，往往是收了粮食种蔬菜，收了蔬菜种粮食，但仍然混得鼻子不对嘴，吃了上顿没下顿。

春节是孩子们最盼望的节气，大人们一年省吃俭用，再不济，到春节也要改善一下生活。施聪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秋季绝收那年，春节时伯伯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个钱，到街上割了二斤重、二指宽的一条猪肉。妈妈则把从自留地里收回来的萝卜、白菜、大葱择了码好，也把干豆角、茄子干洗净，准备好包饺子、包包子的食材。年三十傍晚，家里开始下锅炸油馍，施聪最喜欢这时候去烧火，可以一边烧火一边吃新鲜的油条和菜丸子，这是一年中最能放开肚皮吃又不挨训的时光。早些年下锅用的是棉油，炸的东西有一种涩涩的感觉，后来用上了菜籽油，感觉就好多了。“大吃大喝”几天之后，过了破五就得恢复往日半饥不饱的生活，不然就要断炊了。至于衣服鞋子，只是把旧的洗刷干净罢了，两年也不一定换一件新的；大人们甚至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过年。

春天是大人们最忙的时候，也是日子最难挨的时候，挨饿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叫“荒春上”。大人们下地干活时，一边磨洋工，一边把地里的野菜随手抓了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中午或傍晚回村时，都是到田埂上、渠沟里、河堤里外，四处寻找野菜，然后才回家做饭、拿野菜下饭。学生们一到星期天，既要给生产队的牛驴割草换工分，还要跳到田里剜野菜。可是野菜的数量很有限，剜过一茬，要等过十天半月才能长出新的来。所以野菜并不是常有的，人们不得不从队里的庄稼地想办法。不论是蒙蒙亮的大清早，还是月黑头的晚上，地里总是有星星点点的人影晃动。白天生产队干部到地里一看，豌豆、蚕豆之类能够当菜叶吃的豆秧叶子都被捋了，大块庄稼地弄得像小秃头一样，光了一片又一片。小麦快熟的时候，总是有成片的小麦早就被人收割。所以，那些年生产队让青壮年劳力轮流看青，看青的人和下夜偷庄稼的，不分昼夜地玩着猫与老鼠的游戏。其实，不看青的人常常就变成了贼，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破而已。唉，人们都被饿怕了，谁还顾得了面子，可是却苦了那些不敢偷、不会偷的人家。

初中毕业时，施聪回家当了农民。那时，他才十五，单薄的身子根本拿不起生产队那些重活。还想让他上学的妈妈找到生产队长，送了礼说了好话，才让施聪当了白天的看青人。也就是这时候，施聪借了一些书本，拿到田间地头去看。在农村，图书非常匮乏，四大名著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像《苦菜花》、《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之类的小说。施聪往往是在家吃了早饭，就到地里守着，坐在河堤上看书。中午只好啃自己带来的红薯面窝窝头，在河边捧一些清水喝，算是午饭。傍晚天擦黑的时候，大人们都收工回来了，他才合上书本，拖着饿得心慌的身体，慢慢朝家里走去。

夏秋时节，对于种庄稼的农民来说，不管多少有些收成，日子还算好过一些，基本上能够填满肚子。可是到了冬天，一日三餐都没有什么油水，稀捞捞的饭食勉强过着，也没有多少活可干。人们白天圪蹴在墙根儿晒暖儿，晚上抱着火罐说闲话，日子长得像天河，总觉得这冬天一年比一年长。庄上那个被打成右派回来的施道玉，就利用晚上，在生产队的牛屋或是谁家的院子里，点上马灯，弹起三弦，唱那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大调曲子，《精忠说岳》、《小二姐上坟》、《李豁子离婚》、《龙抓雄狮女》等等。当老先生双手弹弦，闭目清唱之时，人们都忘记了饥饿和时间，一听听到后半夜。在食不果腹的年月里，施营的文艺活动也仅限于听唱大调曲子。

施聪走到小区门口，并没有进院，而是把毛票装到口袋里，慢慢走到街边，跨过街道，来到河边的小公园里，在到处都是跳广场舞和唱豫剧的声浪里，欣赏起一河两岸的风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