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94年7月，临海热得狗都吐舌头。城南信用社那玻璃门，白天映着太阳，晚上映着路灯。徐利站在对面巷口，袖口蹭了蹭额头的汗。他兜里那把螺丝刀，今儿个怕是要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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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校那白净女生，叫阿芳。这阵子总嘟囔，说同寝室小丽的对象，上周送了条银项链，亮闪闪的。徐利摸摸兜里剩下的几百块，牙根发痒。
“利儿，最近咋老不见人？”阿芳下课堵他。
“忙，家里收橘子。”他低头，袖口那撮磨白的毛，扎眼。
“那你给我买那条银链子呗？就供销社橱窗里那条……”
“没钱。”他甩开手，步子迈得急。
阿芳在背后“呸”一口：“穷酸样，吹啥牛哩！”
徐利没回头。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穷酸？他徐利，早晚让你们见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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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社那俩值班员，他都摸清了。胖点的姓王，爱唠叨；瘦点的姓李，瞌睡多。夜里十二点换班，老王接班，小李趴柜台睡。后头小院有棵枇杷树，枝丫挨着窗户。
这晚月亮被云吞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徐利光脚踩在信用社后院的草地上，凉丝丝的。他攀上枇杷树，树皮糙，刮得手心痒。窗户没插，推开一道缝，他像条蛇似的滑进去。
柜台里头，小李果然趴着，呼噜打得轻。老王在里屋，估计泡茶喝。
徐利摸到放钱的抽屉。铁的，上了锁。螺丝刀捅进去，别劲——“咔哒”。这声响，比医院的铁门声脆。
小李的呼噜停了。脑袋慢慢抬起来。
徐利身子一僵。螺丝刀攥得死紧，柄上的纹路硌着手心。
“谁……谁在那儿？”小李声音发颤，手往柜台下摸。那儿放着根防身的铁棍。
徐利没吭声。他猛地扑过去，另一只手捂住小李的嘴。鼻子冲进一股廉价雪花膏的味道，混着女人头发上的汗味。小李眼睛瞪得溜圆，手脚乱蹬，指甲在他手背上划出几道血痕。
“别动！”徐利从牙缝里挤字，唾沫星子喷在小李耳朵上，“动就弄死你！”
里屋传来老王的咳嗽声：“小李？咋了？”
徐利心里“咯噔”一下。捂嘴的手加了力，小李喉咙里发出“嗬嗬”的闷响，像被掐住脖子的鸡。他瞅见柜台下的铁棍，抡起来，闭着眼砸下去——
“咚！”一声闷响，不像敲在骨头上，倒像砸在冬瓜上。小李身子一软，不动了。
徐利喘着粗气，松开手。小李歪在椅子上，额头凹进去一块，血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蓝布工装上，洇开一片黑。他盯着那血，胃里一阵翻腾，想吐，又憋住了。
里屋老王听见动静，趿拉着鞋出来：“小李？你搞啥名堂……”
话音未落，徐利已经举着铁棍迎上去。老王瞅见小李那样，吓得魂飞魄散，转身要跑。徐利从背后抡圆了胳膊——
“咚！”又一声闷响。老王扑通跪地上，想喊，嘴里只冒血泡泡。徐利又补了一下，老王直挺挺趴下了。
空气里满是血腥味，甜丝丝的，呛人。徐利靠在柜台上，大口喘气。手里的铁棍黏糊糊的，滴着血。他低头看自己的鞋，沾了几个血点子，是小李的。
钱抽屉大开，一捆捆钞票露着头。他胡乱往带来的编织袋里塞，也不点数。塞满了，勒紧袋口，甩到背上。那重量，比他爹扛的水泥袋沉多了。
翻窗户出去时，他的裤腿挂在了窗棂的铁刺上，“撕拉”一声。他顾不上，连滚带爬下了枇杷树。后院的草地上，留下一串带血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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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椒江那间民房，天快亮了。他把编织袋扔床上，解开绳子。钱，红的绿的，铺了一床。他数钱的手有点抖，数到一半停了——指尖沾了血，把一张钞票染红了。
他跑到水龙头底下洗手，搓，搓，皮都搓破了，那股血腥味好像还钻在鼻孔里。他抬头看镜子，镜子里的人，眼白布满血丝，嘴角咧着，像个鬼。
钱得手了，四十多万。可那两声闷响，总在耳朵边转。
过了几天，他听说信用社案子发了。警察来卫校问话，问有没有人认识那俩值班员。阿芳凑在人堆里听，回来跟他说：“哎，听说死得可惨了，脑袋都凹进去了……吓死人！”
徐利正在削铅笔，刀子一歪，划破了手指。血珠冒出来，他含在嘴里，咸的。
“咋啦？脸色这么白？”阿芳问。
“没……有点头晕。”他低下头，袖口蹭了蹭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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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集预告）
四十万到手，徐利没敢浪。风声紧，他听人说越南那边乱，钱好藏。1994年冬天，他揣着大半赃款，坐船过了边境。可他没想到，在越南的赌场里，那股子狠劲儿，反倒让他成了“香饽饽”。那边的人问他：“小伙子，敢不敢干更大的？”——这一问，宁波绿洲珠宝行的劫难，就埋下了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