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首先受到冲击到的，是这些地主、资本家之类的家庭。找个理由，把全家遣返农村或老家。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家和大哥家被一前一后遣返回了老家。
虽然不是好事，但对于大哥来说，却是他扭转命运的好契机。
回到农村，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值青春年华，血气方刚。广阔的蓝天白云，炽热的农民的胸怀迎接并包容着这个年轻人。大哥一扫疾病的阴霾，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
那时的农村闭塞、落后，呼啦啦从城市归来了两个大家庭，每家都有好几个说着好听的济南口音的大姑娘、小伙子，刹时村里炸开了锅，去探望我们的人络绎不绝。
虽然年代特殊，但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没察觉出这些被遣返回来的人有多反动，有多可恶。相反，有时倒是对我们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处事方法，行为语言，而感到新奇、惊讶，甚至羡慕。
每天早上，村中央榕树上的那口大钟一敲响，生产队长便忙着分派活计。这时便扯着嗓子喊：“沈希桐（大哥的名），大桐子，上工了。”
这时，只见大哥风风火火地跑出了家门，忙不迭的问：“队长，今天咱干么活呀（济南口音）?”生产队长也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爱打闹说笑，比较正直，没有什么坏心眼。他立马说：“今天你拿上锄头，跟我们大家一起去北坡的玉米地锄草。”
“好嘞！”大哥欢快的应声，扛上锄头，一大帮社员呼呼拉拉，打着诨，唱着曲，走向坡地。
在学习锄地的过程中，在干各种农活的时候，没干过农活的大哥免不了出好多笑话，就像电影《朝阳沟》里的片断一模一样，啥也不会，光有一把子蛮力，社员们都手把手地教着这个城市里来的洋学生。
年青人很快就打成一片。在那段日子里，这个撇着浓郁的济南方言的大哥，向黄土地敞开了心扉，向社员们吐露着真情，开心、向上、积极、乐观，疾病早已被抛上了九霄云外。虽然手上磨起了老茧，虽然脸膛晒成了黑色，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大哥是高材生，在学校学的桥梁建筑，是国家精心培养的人才，之前毫无用武之地。但有一件小事，倒也展现了他知识的冰山一角。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要修一个比较复杂的水渠，图纸画不出来，好歹画出来，与实际也不太相符。这时，在一旁的大哥，天意中听到了。他都没用纸笔，就用一根小树枝，在地下三下五除二的合理地规划运算出来。当时的生产队长和技术员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大哥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小菜一碟。”
融入了农村，和社员打成了一片，每天按时上工，大哥乐在其中，好像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有一次，一个大嫂和他开玩笑地说：“大桐子，给你说门媳妇吧，留下来，在这里过日子多好！”当时大哥不加思索地爽口答应，”好呀好呀，那你就给我说一个吧，找个好看的。”但紧接着，他的目光似乎又暗淡了下来，口中喃喃自语道：“唉，不要不要，我还要去找我的娅娃呢！”“娅娃是谁？”大嫂迷惑不解地问。大哥没吭声，眼神慢慢望向了远方。
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大哥一家又突然一纸调令，再被遣回济南。
对家人看起来是好事，但对大哥来说，却是再一次走向绝境。
回到济南，大哥的行为举止又慢慢回到从前，呈现的病态愈发严重。不得已，又被囚禁在了北屋的西厢房里。三大爷、三大娘望着里面的儿子懊悔万千，如果当时把他留在农村，或许是救他的唯一办法。
大哥被困在屋里，时不时发病，狂躁不止，每天大吼大叫，不吃不喝。经常喊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回老家，我要去种地。”他抓着木门，使劲的晃动着。呆滞的目光中有无奈，有愤怒，还有那可怜的光。
我回济南时，去看过他一次。可是
几个月后，大哥就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