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英美文学的专家童明先生提出“悲剧不是悲惨，而是力量”。这个观点主要在于区分“悲剧”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与日常生活中的“悲惨事件”。悲惨，是被动的承受苦难，令人感到压抑、无望和窒息；而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是主人公在必然的失败或毁灭面前，主动选择并坚持其信念、身份或原则，从而在失败中彰显了人的精神尊严与自由意志。这种抗争迸发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净化并提升了观众或读者的情感。
西方文学作品中鲜有这样的人物形象，譬如：哈姆雷特、唐吉可德、裘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贾探春也是这样的悲剧人物，《红楼梦》更是这样一部伟大的悲剧，它并非讲述一个“好人被害、家族败落”的悲惨故事，而是描绘了一群人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境地下，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坚守自我，从而让毁灭本身成为一曲壮丽的挽歌，其意蕴恰体现了童明先生提出的这种“力量”。
从宿命论到个人觉醒的哲学深度
《红楼梦》的悲剧并非简单的“好人受难”，而是通过人物对命运的抗争与妥协，揭示人类存在的根本困境。
贾宝玉厌恶仕途经济，追求精神自由，却在封建家族的桎梏中逐渐走向幻灭。这种从“痴”到“悟”的转变，暗含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如脂砚斋评点所言：“宝玉看破红尘，实为看破人性之虚妄”。贾宝玉的悲剧不是最后被迫娶了薛宝钗而非林黛玉，而是他毕生所坚守的“女儿清净”论与“仕途经济”的男性功利世界的根本对立。其悲剧力量体现在他清醒地、始终如一地对抗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宝玉初见黛玉，因问她“可也有玉没有”，黛玉说没有，宝玉顿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这块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也是他贵族身份与“神选”命运的象征。他的“摔玉”，是对自身被赋予的宿命最早、最本能的一次反抗。他追求的是一种“平等”，林黛玉没有，那我也不要了，正好我们一样，而非世俗的“不凡”。这个举动不是孩童的胡闹，而是悲剧英雄对世俗第一次猛烈抨击，展现了他与生俱来的叛逆力量。
史湘云劝宝玉：“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大觉逆耳，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可见， 宝玉非常反感这种说教，并非不学无术，他只是彻底否定了以“科举功名”为核心的主流价值体系。他敢于对劝他“上进”的人下逐客令，也包括宝钗，这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划清界限。他的愚顽、偏僻、乖张，正是他以消极方式进行的积极抗争。他的悲剧在于，看得太透，无法与这个“泥做的”世界同流合污，他的悲剧力量就在于这种“不合作”的决绝。
林黛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夭折，更象征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的必然溃败。她的悲剧，远不止寄人篱下、爱情失意。她的悲剧力量在于，以全部的生命能量，守护着自身情感的纯粹与人格的独立。她的“泪”不仅是悲伤，更是她对抗现实的武器。
林黛玉的葬花，是对洁净归宿的主动求索。黛玉对宝玉说：“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葬花”是黛玉悲剧哲学的集中体现。她敏锐地感知到现实的“脏”与“臭”，不愿美好的如花般的生命被玷污。她主动为它们寻找一个“干净”的归宿，“随土化了”。也预示了她自己的命运：宁可“质本洁来还洁去”，也绝不妥协。这种对“洁净”近乎偏执的追求，是一种极致的、充满力量的精神洁癖。世界不容她的纯粹，她宁可以毁灭来保全它。
黛玉的焚稿是爱情与生命的最终决绝。黛玉病危，将昔日诗稿及宝玉所赠旧帕尽数焚毁。“黛玉只作不闻，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雪雁连忙点上灯，黛玉瞧瞧，又闭了眼坐着，喘了一会子，又道：‘笼上火盆。’……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
“焚稿”是黛玉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抗争。诗稿是她灵魂的结晶，手帕是她爱情的信物。在生命尽头，她亲自焚毁了这一切。这不是绝望的放弃，而是主动的“断痴情”。她用自己的方式，斩断了与这个虚伪世界的最后联系，完成了“洁来洁去”的誓言。这个动作充满了毁灭性的力量，它是对悲剧命运最激烈的回应，让死亡本身成为一种对无情现实的控诉和胜利。
贾探春的悲剧在于她“生于末世运偏消”。她有补天之志，却无回天之力。她的力量，体现在她明知道家族积重难返，却依然要奋力一搏的担当与锐气。
探春理家，推行“承包责任制”，将大观园的花草树木分包给老妈妈们，以期“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探春的改革，是她试图挽救家族于既倒的主动作为。她敏锐地看到了弊端，并拿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展现了一个有识之士在悲剧命运面前的积极姿态。尽管改革最终失败，但她在过程中所展现的魄力、智慧与公正，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她的悲剧力量不在于成功，而在于“我偏要试试”的豪情与担当。
“抄检大观园”时，探春悲愤道：“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段话是全书最清醒的判词之一。探春早已看透家族灭亡的必然性。她的悲剧力量在于，她不仅有改革的行动，更有洞察本质的远见。她的悲愤，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也是一种在必然的失败面前，依然要发出呐喊的勇气。她的眼泪，是为一个不可挽回的时代的终结而流，充满了深沉的历史感。
童明先生所指的“力量”，即在于这种对宿命的清醒认知：悲剧让人直面存在的荒诞性，却又不沉溺于绝望，而是通过艺术表达实现精神的超越。
悲剧的人性力量
《红楼梦》中人物的悲剧性选择，展现了人性在压抑中的挣扎与升华。
晴雯撕扇、尤三姐自刎等情节体现了反抗者的悲剧性，个体对礼教束缚的激烈反抗。她们的失败并非因其“错误”，而是以卵击石的必然，这种抗争本身即是对人性尊严的捍卫。
薛宝钗看似顺应世俗，实则是对自我本性的压抑，是一种妥协者的悲剧性。她的金锁与宝玉的通灵玉形成镜像，暗示礼教规训下人性的异化。
童明先生强调的“力量”正在于此：悲剧通过展现人性的矛盾，如反抗与妥协、理想与现实，迫使读者在共情中反思自我与社会的边界，从而获得精神觉醒。
悲剧的社会批判
《红楼梦》的家族衰亡史，本质是封建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具象化，贾府的财政危机暴露了封建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王熙凤的权谋与贾母的“孝道”统治，揭示了封建伦理的虚伪性。
宝玉对“仕途经济”的厌恶、黛玉对功名的蔑视，暗示个体意识对集体规训的突破。这种“叛逆”虽未成功，却为后世提供了批判性思考的萌芽。
这种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使悲剧成为“照亮黑暗的火把”，其力量在于唤醒人们对不合理秩序的反思与反抗。
从苦难到审美升华的悲剧艺术转化
木心先生以“袋子是假的，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比喻艺术创作，这一观点与童明先生的悲剧观相通。《红楼梦》通过诗化叙事将现实苦难升华为审美体验。
《红楼梦》有着丰富的意象，譬如“落花”象征美好事物的消逝，与中国古典诗词一脉相承；“风月宝鉴”隐喻欲望与理性的辩证关系，使悲剧超越具体事件，成为对生命本质的隐喻。
黛玉之死、宝玉出家等结局的开放性，体现了叙事的留白艺术，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赋予读者解读的权力，激发读者思考，使悲剧成为与读者的精神对话。
贾府的衰亡不仅是某个家族的命运，更成为所有专制社会的缩影。曹雪芹通过“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命名，将个体悲剧升华为集体命运，体现悲剧的普遍性。
童明先生所指的“力量”，即艺术对苦难的转化。悲剧通过审美形式，将被动承受的苦难转化为主动的精神抗争，使读者在共鸣中获得超越性的力量。
《红楼梦》中的人物都不是被动地、麻木地承受命运的打击，而是主动选择自己的道路，并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那个“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必然结局。
《红楼梦》的结局：“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家破人亡的悲惨和伤感，更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体验。我们为这些美好的、充满力量的灵魂的毁灭感到深深的惋惜与震撼，但同时，他们的抗争精神、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坚守，也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中。
这恰是童明先生所讲“悲剧不是悲惨，而是力量”。悲惨让人沉沦，而真正的悲剧，是在毁灭中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高度与尊严，它洗净了我们灵魂中的怯懦与苟且，赋予我们面对自身困境的勇气。这就是《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悲剧，历经数百年而魅力不减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