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是裘法祖先生自传《写我自己》的节选，记录了裘老的大学生活。裘法祖是中国著名外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教授从事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余载，发表医学论文200余篇，主持编写医学教材40余本，2008年6月病逝于武汉。】

裘法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

三、同济大学的医学生

   1934年夏天，我刚读完大学一年，我的母亲病了，当我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母亲死了，在离我家不远的基督教教堂里给母亲举行了葬礼。我大哥在钢琴上弹奏了德国音乐家H'andel作的Largo名曲。现在，每次我听到Largo音响，就会想起我亲爱的母亲。

   我们医学生的学制是八年，其中2年预科，5年医科，1年实习。2年预科主要是以学习德语为主，每天上3个小时的德语课，每周要上18个小时。每个星期六要测试，基本上都是将中文翻译成德文。同时还要学习物理、化学、生物以及中文。成绩优秀者，才能从预科结业，升入医科就读。我们有两个德语老师，第一年是凌翼支老师，第二年是廖馥君老师。凌老师上第一课时就说，你们20个学生，记不住名字，他就以靠门、靠窗和第几排来称呼我们。他每次都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门五中”，因为我坐在靠门的第五排中间，所以叫我“门五中”。凌老师上课时不讲文法，用一种比较“活”的教授法。在上第一课时就说：德语很长，可以几个字连在一起，例如火灾保险公司就有30个字母

(Feuerversichemngsgesellschaft)，同学们都吓了。有一次，他要我们翻译Genchmacksache这个字(个人的趣味)，我们都译成“口味”，他说不对，应该译成“情人眼里出西施”。凌老师喜欢讲不少他在德国的故事，例如他如何与德国人相骂，如何驾驶摩托车与火车赛跑等等，因此当时中国留学生给他一个绰号“柏林土地”。据云他获得三个方面的资助金，很富有。他读过医，也读过工，但都半途而废，没有读完，最后还是回国教德语了。廖老师则不然，非常严肃，很正规，重视德语文法，我得益于廖老师的教育甚多。

星期六上午在课堂测试德语后有时还带着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去海边郊游，一面走，一面用德语和我们聊天。廖老师的夫人也是德国人，非常贤惠；抗日战争期间也逃到四川。据闻，解放后他去北京外语学院任教，并编写了一本很实用的德语教材。看来，为人师表十分重要，学生会终生难忘每个老师的人品和学识。那时同济大学里是没有食堂的，学生吃饭只能到学校外面农民开的小饭店里去订饭吃。有钱的同学就订12块银元一个月的饭票标准，没钱的同学就订8块银元的标准；我就是每个月订8块银元的穷学生。我们学习非常紧张，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有时我们几个同学在周末相约骑单车去吴淞宝山县吃汤圆，因为那卖汤圆的是一个长头发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叫她汤团(上海方言)西施。现在我已记不得她的样子了，也不知道她到底漂亮不漂亮。

   升入医科后，我和谢毓晋成了知友，与另外3个同学一起住在一间宿舍里，他们是江圣造、王辨明、过晋源。谢毓晋最大，属牛。我们四个人比他小一岁，属虎。大虎江圣造，二虎王辨明，三虎过晋源，我最小，是小虎，这就是被人戏称的“1牛4虎”。我们5个人之间感情很好，大家彼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亲密如兄弟一样。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一起学习。我们还组织了一支小球队，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Royal”，译成“老爷”小球队。因为谢毓晋年龄最大，我们都把他当大哥，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一直到毕业都是这样子。

   解剖学在医学中的学习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需要重复地学习两年的时间。第一年上解剖课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坐在前面，而我们则坐在他们的后面。第二年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前面，低年级学生坐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第一年的解剖学老师是Waldeyer教授，德国人，有些脾气：据说由于在上尸体解剖课时辱骂了学生，他走了。第二年的解剖学老师是Hayek教授，奥地利人，为人很温和。我在德国留学时间，听说他们二人在德国都是名教授。我学习比较刻苦用功，每天都到图书馆去读书，所以我有个外号叫“图书馆长”。由于重复地学习了两年的解剖学，加之我的努力，在前期终考的时候，我考得非常好。考我的老师就是Hayek教授；他说你考得太好了，对不起，我只能给你100分，因为没有101分。所以我的解剖学成绩是同济人都知道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主要是我一开始就先攻读组织胚胎学，在这个基础上再攻读系统解剖学，所以我的解剖学根底很扎实。由于那个时候对解剖学很有兴趣，我曾一度想做解剖学老师。到德国后，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病理学的，但我感到病理学的尸检和镜检工作枯燥，于是就专修外科了。所以我是从解剖到病理，从病理到外科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需要着重提出的，攻读医学前期的两年期间，除了上午听解剖和生理、生化课之外，下午都在进行尸体解剖，用一把刀子、一把镊子解剖人体的各个部分。记得在解剖厅内有10多个尸体，每个尸体配给四个学生，左侧二人，右侧二人。然后，解剖学教授来了，拿了一支色笔，在尸体上划出一个范围，一般先在上肢或下肢，要学生在一周内解剖出来。每周六教授又来了，拿一支小杆，指着一根肌肉或一条血管、一根神经，要学生说出它的拉丁文名词和它的功能。如果学生回答得很对，教授会在学生卡上签字，并接着划出另一个范围，学生就可继续解剖下去。所以，每周六我们都很紧张。二年期间，我解剖了全身的肌肉、血管、神经以及内脏，包括脊髓和脑。解剖尸体及格后才允许你参加前期考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扎实的学习方法。由于解剖名词都用拉丁文，所以在进医科的第一年里，必须参加初级拉丁文的短期培训班，并拿到证书。这张证书后来很重要，在我去德国继续攻读临床医学时，要先呈验这张证明，才允许你注册入学。在这个期间，谢毓晋组织了一件在当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发起组织了一个展示人体四肢和内脏的“解剖学展览会”。当时很多的人反对我们做这件事，我们的德国解剖学Waldeyer教授，更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但是谢毓晋坚持要做，不仅是做成了，而且还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展览会上展示的都是人体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经和内脏等，大横幅上“解剖学展览会”这六个大字也是用人的骨头拼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学们都穿起白大褂，充当义务讲解员。由于这是一个由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免费的展览会，很多人乘车或乘小火车从上海到吴淞同济大学医学院校区来参观这个展览会。这在1935年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开创了一个先河，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几张珍贵的照片；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个事情做得真是不容易啊。

   1936年，医科前期学习结束后，要进入后期临床学习了。谢毓晋提出来到德国留学去。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便专程到杭州向父亲、兄姐提出来要去德国继续学习医学。我的想法得到家里人的支持，我的二姐对我特别关心，在经济上给予了我极大的资助。于是，谢毓晋帮我办好了去德国的各种手续，我们踏上了前往德国求学的旅途。与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过晋源和盛澄鉴。参加完大家为我们准备的盛大欢送会后，我们一行四人便在1936年底登上了3万多吨的意大利轮船“Conte Rosso”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欧洲，开始了我们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