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点苍
开始写今天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坐在省医院骨创科住院部的过道里。
事实上，昨天早晨我们全家还过着平静如水、按部就班的生活。
上午，本应上班的上班，该送孩子上学的上学。通常送走老公孩子，我会回到餐桌前吃早餐，喝咖啡，然后写东西。
只是昨天我没能如愿以偿，因为孩子她爹突然意外受伤，在医院忙了一整天，今天照样吃过早餐喝过咖啡，然后如常写东西，无非是换了个地方，由家里换成医院住院部的过道，桌子变成了医院破旧的木椅和自己花二十块买来的塑料椅子，摆好阵式，我开始像往常那样写作。
在这所省级医院里，骨创科作为重点科室，收纳了来自全云南省的各种骨创病人。
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进骨创科的住院楼，虽然小时候也曾伤筋骨动骨，但从来没进过西医院的骨伤科，总是父母带去民间骨科诊所。
那些没有执照的赤脚医生在你受伤的地方摸摸摸捏捏，然后辗一堆草药煨成黑糊，涂在纱布上，像狗皮膏药一样缚在你的伤处，再缠上一卷纱布，交待你忌食酸冷豆类牛羊肉，过上三五日去换药，如此反复几次，伤便好了。
可这一次，老蔡跌这一跤，草药医生不敢治，县医院建议转院，所以才来到了省医院。
从县医院转到省医院，看急诊科的大夫拿根比筷子还长的钢针往老蔡脚里敲打，我看得心惊，看一个彪形大汉疼得满头大汗，心想这回老蔡可把罪受够了。
可是，在大夫眼里，打钢针也是一种活计，就像木匠装一只桌脚或是铁匠在锻打一件铁器，“咣咣”几下就敲了个对穿，用老蔡的话来说，大夫敲颗钢针到病人身体里，跟他们电力工人接根电线差不多，只是个基本功。
等到住进了骨创科的病房，左右都是两位因车祸受伤的老太太，一个刚六十，一个七十有余，躺在床上直哼哼，旁边侍候着的不是护工就是子女。
六十岁的老太太说，我在这躺了两个多月了，你们那个算什么？
七十岁那个老太太也住了好几天了，腿上打着钢针，坠着铁秤砣，整天不吃不喝，几乎从早哼到晚，医生和子女们一直在不断讨论关于能不能做手术的问题。
坐在病房里，往左看是这样的病人，往右看是那样的病人，差不多每个人都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打着钢针、拉着牵引，几乎每个人的吃喝拉撒都必须在床上完成。
向来乐观的老蔡也因为突然的意外事故而哀声叹气，总觉得因为自己意外的受伤，打乱了整个家庭的计划，比如马上要趁公休带老婆回江苏的老家，比如工作计划被打乱，比如孩子暂时要在老人那里放野马……一个人要承受生理上的痛苦，一面还在为已成事实的各种后果感到后悔。
我告诉他，我在整层楼里绕了一圈，无论病房里躺着的，还是走道里睡着的，几乎伤都比他重，并且各种哼哼各种呻吟都有。虽然号称无痛病房，但有些痛疼确实是止痛药和杜冷丁解决不了的。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在这里受罪的人最终都能好好地走出去。
我说，总而言之，能有希望救治的疾病或是创伤都不算个事。至于说因为突发事故打乱的各种计划，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人有时也很奇怪，明知计划不如变化快，可还是要频频做各种大大小小的计划，一旦计划有了变化，便会诞生出各种悲喜。
每个人明明相信人生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也相信任何人的人生都不会是坦途，可每当意外发生，挫折来到，还是会有避免不了的沮丧与失落。
因为我们对人生有着太多美好的期待与计划，所以才会有意外和挫折之说。
而我恰恰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总是小心谨慎考虑各种意外因素，小心翼翼做也许不能实现的计划，当真正意外发生时，反而不那么惊讶，情绪也不那么受波动。
我就想，我不能在家里喝咖啡写作，我在医院走道里也可如常进行，关键是无论什么样的意外事故让你脱离正常轨道，你都要努力把自己拖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以不变应万变，凡事随顺从容，苦恼反而会少一些。
护士送来一张病人心理问卷，了解病人的心理问题，我帮病人全部打了否、没有。
我对老蔡说，虽然你眼下很痛苦很受罪，但无近忧也无远虑，所以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