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后的那几年，日子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我忙于撰写论文、实习、处理社团的收尾事务，还要应对毕业季的各种琐碎，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与堂哥的联系，也从最初的每月一次通话，逐渐变为两三个月才偶尔聊上几句。每次打电话过去，他不是在车间盯着流水线，就是刚加完班准备回宿舍，语气中总是透着难以消散的疲惫，连声音都比以前低沉了许多。
有一次，我趁着周末有空，特意给他打了个电话，想了解他最近的情况。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背景音依旧是熟悉的机器轰鸣声。“喂？”他的声音带着刚从忙碌中抽离的沙哑，“这会儿正好赶上个小休息，你找我有事？”
我握着手机，听着那头嘈杂的背景音，突然感到一阵愧疚。这些年，我总以自己忙碌为借口，忽略了他在深圳的艰辛打拼。“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你最近怎么样，还在做线长吗？”
“嗯，还在做，”他顿了顿，似乎在调整呼吸，“车间里的事多，最近又赶订单，天天加班到半夜。不过也还好，多干点活，能多拿点加班费。”他的语气平淡，听不出太多情绪，但我能想象到他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的样子，手心的老茧大概又厚了几层。
挂电话时，他还特意叮嘱我：“你在学校好好忙你的，不用总惦记我，我这边都好。”我握着手机，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着，说不出的难受。我知道，他说的“都好”，或许只是不想让我担心。
就这样又过了半年，我已经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开始了朝九晚五的职场生活。那天我刚结束一个冗长的会议，手机突然在口袋里震动起来。看到来电显示是“堂哥”时，我愣了一下——这是他半年来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
我赶紧接起电话，还没等我开口，那头就传来了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带着久违的兴奋，像憋了很久的烟花终于炸开：“XX！我升组长了！车间里的组长！以后不用天天站在流水线上了，能管着几个人呢！”
他的声音里满是雀跃，甚至带着点孩子气的骄傲。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样子——大概是刚从领导办公室出来，手里还攥着任命通知，嘴角扬着藏不住的笑。“真的？太好了！”我由衷地为他高兴，“这下能轻松点了吧？不用再天天加班到半夜了？”
“轻松倒说不上，”他笑着说，“当了组长，要管的事更多了，得盯着生产线的效率，还得处理组员的各种问题。不过好在不用一直站着了，也算是熬出头了！对了，你最近有空吗？要不要来深圳？我请你吃那家最正宗的石锅鱼，就当庆祝我升职！”
他的热情像一团火，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我看着电脑上密密麻麻的工作安排，心里满是遗憾。“真不巧，我下周要去香港出差，处理一个项目的收尾工作，估计得待半个月。”我无奈地说，“这次怕是赶不上了。”
电话那头的兴奋劲儿似乎瞬间淡了些，沉默了几秒后，他才又开口，语气里带着点惋惜，却依旧装作轻松：“没事，工作要紧。等你下次来深圳，我们再补这顿，到时候我请你吃最大份的石锅鱼，加双倍的配菜！”
“好！一言为定！”我赶紧答应下来，心里却暗暗想着，等忙完这阵子，一定要去深圳看看他，好好跟他聊聊。
然而，我没想到，这顿约定好的石锅鱼，却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
大概一个月后，我刚从香港出差回来，还没来得及倒过时差，就接到了生母的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格外沉重，带着压抑的焦虑：“XX，你知道吗？你堂哥的妈妈，也就是你伯母，查出食管癌了。”
“食管癌？”我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的行李箱还没来得及打开，“怎么会这样？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谁知道呢，”生母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无奈，“说是前段时间总觉得吃饭咽不下去，一开始以为是老毛病，没当回事。后来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就查出是食管癌，还是中期。现在在老家的医院住着，准备做手术，可手术费加上后续的化疗费，要十几万呢。你堂哥家本来就没什么积蓄，这一下，把家里的钱全掏空了，还跟亲戚借了不少。”
我握着手机，心里像被一块巨石压着，喘不过气来。我想起伯母之前的样子——每次去堂哥家，她总是热情地给我塞水果、煮糖水，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怎么也想不到，她会突然患上这么严重的病。
“那堂哥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在深圳上班吗？”我急忙问道。
“在呢，”生母的声音更低了，“他爸爸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查出病后就从工地上回来了，专门在医院照顾他妈妈。家里的担子，现在全压在你堂哥一个人身上了。他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还要跟医院那边联系，问他妈妈的情况，有时候加班到半夜，还得自己煮点泡面当晚饭。你说他一个人，怎么扛得住啊……”
挂了电话，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心里满是担忧。我拿出手机，想给堂哥打个电话，可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终究还是没按下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在此刻显得格外苍白，或许，他现在更需要的是安静地处理这些事。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转眼到了春节。我回生父母家过年，刚进门，就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那人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变形的黑色棉袄，头发乱糟糟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大络腮胡，遮住了大半张脸。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好几岁。直到他抬起头，我才认出——那是堂哥。
“回来了？”他看到我，嘴角扯出一个淡淡的笑容，但那笑容里没有丝毫暖意，反而透着一股疲惫。他的眼睛深陷下去，眼下是浓重的黑眼圈，眼神也黯淡了不少，再也看不到当初的光亮。
我在他身边坐下，才发现他瘦了很多，棉袄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手腕细得仿佛一折就断。堂哥的爸爸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头发全白了，以前还能看到几缕黑发，现在却像盖了一层霜。他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言不发，整个人显得格外苍老。
客厅里的气氛很压抑，只有电视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声音，却显得更加冷清。生母亲手煮了饺子，端上来时，特意给堂哥碗里多放了几个。“多吃点，看你瘦的，”生母叹了口气，“你妈妈那边，现在怎么样了？化疗还顺利吗？”
提到伯母，堂哥握着筷子的手顿了顿，眼神暗了暗：“还行，上周刚做完第二次化疗，就是反应有点大，吃不下东西，还总吐。医生说，还得再做几次化疗，看看效果。”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我能看到他指尖微微泛白——他在用力攥着筷子。
饭后，堂哥拉着我走到阳台。外面飘着细碎的雪粒子，寒风呼啸着掠过，带着刺骨的凉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用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点燃。烟雾在他眼前缭绕，模糊了他的表情。
“我妈后续的化疗费，还得不少钱，”他深吸一口烟，烟雾从他嘴角溢出，“我爸现在也没法打工了，只能在家照顾我妈。家里的开销，还有我妈的医药费，全得靠我一个人。”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我现在天天在工厂加班，有时候连轴转二十多个小时，就为了多拿点加班费。组长这个职位，说起来好听，可实际上要操的心更多，稍微出点差错，就得被扣工资。”
我看着他，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曾经那个说要“生猛下去”的少年，如今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手里的烟燃得很快，烟灰簌簌地落在地上，像他一点点流逝的精力。
“不过没关系，”他突然抬起头，眼神里多了几分坚定，“我得更努力工作，等攒够了钱，就回老家开大排档。到时候离我爸妈近点，能好好照顾他们，也能圆了以前的梦。”
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坚定，但我却清楚地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那是长期劳累和精神紧绷留下的痕迹。我想起他当初送我的《野性的呼唤》，书里的巴克在冰天雪地里历经磨难，却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在困境中保持着最原始的勇气和力量。
我想，堂哥也是这样吧。生活的暴雨一次次将他淋透，可他从未被打倒。他像一株在石缝里生长的野草，即使顶着狂风暴雨，也依然努力地向上生长，朝着自己的梦想一点点靠近。
“堂哥，你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说，”我看着他，认真地说，“不管是钱还是别的，只要我能帮上忙，我一定帮。”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用，我这边能应付。你刚工作没多久，也不容易，顾好你自己就行。”他的笑容依旧有些疲惫，但眼神里却多了一丝暖意。
那天晚上，我和堂哥在阳台站了很久。雪粒子渐渐停了，天空中露出几颗星星，微弱地闪烁着。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跟我说几句工厂里的事，说几句伯母的病情，大多时候，我们只是沉默地站着，感受着寒风的吹拂。
临走时，他把我送到门口，突然开口：“等我回老家开了大排档，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到时候咱们再补那顿石锅鱼，加双倍的配菜。”
“好，”我点了点头，眼眶有些发热，“我等着。”
看着他转身走进屋子的背影，我心里暗暗祈祷。祈祷伯母的病情能早日好转，祈祷堂哥能早日卸下肩上的重担，祈祷他能早日圆了自己的梦想。我知道，这条路很难走，但我相信，以他的勇气和坚持，一定能跨过所有的难关，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野性的呼唤》里的一句话：“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堂哥记住了自己的梦想，也记住了自己的责任，他在生活的困境中，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而这份坚守，或许就是他对抗生活最好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