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

把时间拨回到1957年的6月10日。这天是医学史上的重要一天，也是改变人类社会的重要日子。

1957年的这一天，是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核准「避孕药」上市的日子。

回顾避孕药的历史，其实就是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血泪史。

上世纪五零年代，一位叫桑格（Margaret Sanger）的女士，她目睹自己的母亲终身都像一部生育机器，二十二年间怀孕十八次，最终于四十九岁死于难产。

这段经历让桑格意识到，「女性必须把生育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否则女性没有自由。」

1951年，72岁的桑格找到研究生殖医学的平克斯（Gregory Pincus），展开关于口服避孕药的研究，这个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合成黄体素的制造。女性能产生天然黄体素，而黄体素的作用是抑制排卵，进而影响月经周期。

有了合成黄体素的技术，才能大量生产避孕药物。但合成黄体素被制造出来后，问题又来了，要通过FDA认可，得说明其治疗用途，毕竟不是任何被制造出来的合成物都可以算是药品。

最终经过几年努力，FDA终于在1957年6月10日，含有黃體激素與雌激素的药物 “Enovid”上市，成为女性通过避孕药改变人生，获取自由的里程碑。

见证者

就在避孕药问世超半世纪的这一天，2022年6月10日，唐山发生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一位女性在拒绝男性的骚扰后，被打成重伤。

现场视频触目惊心，尽管每天都有类似的恶性事件发生，发生在家庭，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但当我们切实看到血淋淋的例子，还是会激起人与生俱来的创痛，以及创痛带来的悲伤与愤怒。

在谈这个事件之前，我之所以想谈避孕药，在于这半世纪，避孕药已经是随处可以取得的日常用药。这意味着女性拥有对自己身体更多的控制权，而这也是她们应得的。

然而，所谓应得的意味着基本人权，但基本人权是不受侵犯的吗？

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意识，或者说即使有这个意识，他们也不见得会遵循。

就像我们在唐山恶性伤人事件中看到的，拒绝男性骚扰的女性，她的权力被否定，然后除了拒绝他人的选择权被暴力剥夺，连生命权也遭受危害。

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自由被卢梭、柏林等哲人视为基本人权，但这个基本人权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随时可能沦为骨感的理想主义。

那么该向谁寻求保护呢？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谈到，人通过将部分的权力让渡给他人，形成一个保护网。比如一个聚落，大家共同使用井水等资源，形成一个互助的社群。这也是国家的由来，通过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让国家来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

换言之，国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供公民关于基本人权的保护。而国家存在的法理，就在于公民让渡了他们的权力，以维护公民的自身安全，故国家是人民意志的产物。

生命力

存在心理治疗怎么看权力呢？

在罗洛・梅所着的《生命力与无知》（Power and Innocence）对暴力和类似的动力做了解释。

“power”与其翻译成权力，不如翻译成「生命力」，因为权力只是生命力的其中一种形式。

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暴力和生命力。尤其是生命力中的「原始生命力」。

原始生命力是人的本能，比如当婴儿饿了，他会有想要吃的本能，他为了满足这个本能会哭泣、吼叫、张牙舞爪。

原始生命力也是艺术创造的动力，也是自我实现的动力，其原始并不是野蛮的意思，而是这种生命力非常纯真。

相对的，当人行使暴力，他就处在一种「次人」（semihuman）的状态。那一刻，他并不是纯真的，而是在一种「失去自我的内在冲突中，将此冲突化为对外的攻击。」

换言之，暴力就是一种失去自我的状态，并且当个人失去自我时，他将对自己的内在冲突转为对外的冲突形式，通常是肢体和语言的暴力行动。

就拿小婴儿为例，有些人说婴儿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他们很自由，他们在「做自己」。

从存在心理治疗的角度，并非如此。因为婴儿自我意识还在发展，其他关于自我的能力还很微弱，他只能通过仅有的表达方式「声张」（to be）自己的存在。好让能提供安全（给予营养、保持环境卫生等）的成人意识到他的存在，意识到他「在这里」，并且有他的需要。

但如果一个人长大了，甚至成年了，他还用这种方式表达自我的存在，这就表示他的自我完整性尚未健全起来。他始终拿婴儿那一套方式来表达自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是婴儿了。

婴儿的粉拳呼喊「我要活下去！」，而大人的拳头能打死人，且同时他明明能够有其他种种方式去满足自己。

当一个大人使用暴力，他就失去了自我，而不是像婴儿一样声张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纳婴儿的哭喊，而对大人采取刑罚。

咨询中，有些时候咨询师就在帮助来谈者面对他的自我，看见他尚未发展出的自我，以提醒他去建构这一部分。当他的自我建构越完整，他就越能在冲突中不失去自我，不会把自己变成行使暴力的工具。

当一个人把自己变成工具，正是一个人极度暴力的状态，他失去人性，忘了自己是人，也忘了他攻击的对象是人。

相较之下，原始生命力是对自我的完整展现，是一个人展现真实的自我，其目的是「我要让我的存在被看见」，而不是去伤人。

故罗洛・梅又将「与其他的存在整合」视为生命力的高峰，次一等的是利他。最低等的是剥削与操纵。

从存在心理治疗的角度，所谓健康的身心发展，原始生命力会随着一个人自我意识的完整、心智的成熟而成长，形成更加能实现自我的影响力，使原始生命力得以转化为文学、戏剧、绘画、建筑……以及一个人一生的志业等事物，与与他人发生具体的关系。

这是心理健康的依据，也是教育发展的依据。

时光机

有部科幻电影做了一个假设：世界上出现一位暴君，他屠杀了数百万人。科学家为了杀死暴君，于是制造一部时光机，让杀手回到暴君小时候，好将暴君杀死，藉此拯救苍生。

在我看来，避孕药就像一部时光机，为了拯救女性的未来，所以提前控制自己未来的身份。

时光机的构想，来自人自我保护的天性，是由天性发展出的想像空间。就像我们对当下生活不满意时，我们会自然的遥想回到过去某一刻，在那一刻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也会遥想未来，可能有一个让我们得以改变现状的机会。

有些人面对婚恋，他们选择不婚或丁客。有些人面对事业，选择躺平或返乡。这些都是在行使时光机的思维，企图提前控制自己的未来，好拯救现在的自己。

面对少子化，有人说「物价、房价、工时」是最好的避孕药。

但从我的角度看，事情应当反过来，是物价、房价和工时，逼得年轻人吞下避孕药。就像生育子女原本不是鬼故事，但当桑格见到母亲被当成生育机器，生育在当时社会下就成为活生生的鬼故事，所以她才需要创造出避孕药，去拯救未来的女性。

唐山恶性暴力事件，又加重了年轻人吞下避孕药的动机。这个避孕药不只是关于女人的，而是关于所有人的。

比如过去两个月的上海，以及被封控更长时间的城市。有许多人都被逼的开始服用避孕药，通过避孕药这个时光机去拯救未来的自己。

那个自己是孤独的，但大家都不要忘了，一开始真没几个人想做出孤独的选择。就像如果女性生育是自由的，避孕药压根不需要出现。

同样的，如果部分男性的性别暴力剥夺了女性的自由，那么她们就会考虑避免制造更多未来的加害者，减少更多未来的受害者。

所以这件事情跟所有人有关，包括男性，唯有所有人一起维护当下环境的安全，否则新的避孕药就会出现，就会被吞下。少子化只是一种现象，其本质是对存在的不安，对现实的绝望。

代价是，原本可能出现在人间的生命，他们的未来被改变，他们没有机会被生下来，那意味着现在的暴力终将导致未来的死亡。

最后，罗翔老师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正义。」因为推动正义的行动需要内在动力。

对此，我想以哲学家纳斯邦（Martha C. Nussbaum）在《论宽恕》中的话语回应：「真正的宽恕，只有在真正的正义实现时，才会来到。」

故没有愤怒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宽恕。

对于唐山恶性暴力事件，我们需要正义，在正义来临之前，谈宽恕无意义。

同样的，倘若一个社会缺乏正义，无论少数人如何急于构建一个好的未来，其愿景同样难以实现。

作者：高浩容。哲学博士，前台湾哲学咨商学会监事。著有《小脑袋装的大哲学》、《写给孩子的哲学思维启蒙书》等著作。公众号："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