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春華的專訪中，宋楚瑜提及馬英九與他之間的差別：
一個相信，唯有法律「規定可以做的」，他才能做。
一個相信，只要法律「沒有規定不能做的」，他就可以做。
聽完大笑，且引一則舊聞相佐。
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總統府前的那場大型集會，最後演變到警方噴水、警棍驅散，是讓宋楚瑜最感到心痛之事。
宋楚瑜說，在集會之前，相關人士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開會，馬英九突然抽出一本薄薄的資料說，依照集會遊行法規定，超過申請集會時間而不解散的話，負責人會被處罰。
宋楚瑜當場就問馬英九：「會怎麼罰？」馬英九翻翻資料說：「罰金三萬元。」宋楚瑜馬上頂回去：「我出三十萬！」可是，馬英九還是面有難色。
今週刊 2005-03-24
一個相信：罰錢，代表法律認為「這件事不該發生」，就算繳的起罰款，也不能做。
一個相信：罰錢，代表法律認為「這件事必須有代價的發生」，既然甘願繳罰款，就可以做。
從倫理人的角度看，罰三萬，是法律在衡量罪行輕重後，對「違法集會」所設下的懲戒——這行為的惡性有限，所以只能罰三萬。
但芸芸眾生，強弱有別。有些讓弱者「痛」的處罰，對強者來說，可能只會「癢」；而要罰到讓強者都會怕，對弱者來說，傷害又太大。
此時，唯有訴諸善惡之辨：不為也，非不能也，有「能」受罰，不代表你有「權」為惡。
法律非萬能，它只能要人付代價。當代價有極限——它期待你的自律、自重與自斂。
從經濟人的角度看，罰三萬，是法律在估算社會成本（垃圾、交通或噪音）後，對「違法集會」所設下的價格——若抗爭的目標不值得他們花三萬，自然將造成嚇阻。
反過來說，當某項違法集會所產生的效益（關注、議論或宣洩）高於三萬元的社會成本時，法律便應在收費後，容許其發生。
當然，若日後發現訂價太便宜，以至「消費者」過多（或價格已不符日漸增加的成本），則法律自會視情況調整費率。
法律非萬能，它只能要人付代價。至於值不值得——它給你空間，每個人自己衡量。
開著音樂，閉目細推所知所習，兩種立場，腦中反復扮演……碎花繽紛、劍影錯落。
辯論人觀世之趣，直是無窮無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