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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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on:
第七章 古代文化的全盛(二)
第三节 《白氏文集》的流行
《香炉峰下新卜山居》
这一时期问世的古代两大名著：随笔集《枕草子》和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处处可见对白居易诗文的活用，其影响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活用了许多白居易的诗文。比如，在一次文学聚会上，斋信让她对白居易诗“兰省花时锦怅下”的下句时，她谙熟白氏诗《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诗的下句是“庐山雨夜草庵中”，但她觉得斋信“听了什么人无中生有的谗言，对我说了许多坏话”，而且“把(我)清少纳言这个人完全忘掉了”，由此产生龃龉，不将自己算在女官之列，试图借此轻蔑她，于是她只用白诗下句“草庵”二字，接下句用和歌答曰：“谁会寻访斯草庵”，回敬了斋信，以示自己已被你这个头中将憎恶了，有谁还会来自己的草庵里来呢。从此这位官至头中将的大男子，“把脾气也完全改过来了”。又比如，她对中宫弹琵琶有这样一段描写：带光泽的黑色琵琶，遮在袖子底下，非常的美。尤其白净的前额从琵琶的边里露出一丁点儿，真是艳美绝伦。我(清少纳言)对坐在贴邻的女官说：“从前人说‘半遮面’的那个女人，恐怕还没有中宫这样美吧？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女子罢了。”作者描写中宫抱着琵琶，现出前额的姿态，马上引用白居易《琵琶行》诗中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句，形容其美无比。
还有一段“人间四月”，清少纳言写到女官们在宫里谈话的时候，宰相齐信中将、宣方中将走了进来。她突然问道：“明天吟咏什么诗呢？”齐信稍加思索就回答道：“当吟‘人间四月’吧。”于是，作者接着这样写道：“宰相中将还能够记住关白公的忌辰，实是很有意思。连帘内的女官和帘外的宣方中将都不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呢。”宰相齐信一谈及吟咏“人间四月”，清少纳言就知道关白公忌辰是四月，马上熟知此句“人间四月”乃出自白居易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而在场的其他人还不知晓呢。特别是《枕草子》书中所写的著名一段“香炉峰雪”，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大雪纷飞，女官们在垂下帘子的宫里，侍候中宫时， 写围炉闲聊。中宫说道：“少纳言呀，香炉峰的雪怎么样啊？”其他女官对中宫这句话还没有领会过来，少纳言却立即站了起来，将帘子卷了起来。因为清少纳言听了中宫的问话后，马上联想到白居易诗作《香炉峰下新卜山居》中的“香炉峰雪拨帘看”句，就聪慧而机敏地领会了中宫是暗示要把帘子卷起来。由此可见作者对白居易诗之熟悉，背诵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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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文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努力汲取白居易诗文的理念和材料，首先十分重视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所强调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文学观，以及《长恨歌》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和“须知妇人苦”的批判精神。从这两点，可以揭示作者的命意和《源氏物语》的主题之所在。因此，我们分析《源氏物语》主题时，着重说明作者在描写妇女在一夫多妻制下的悲剧命运，以及源氏三代的好色生活、贵族上层的政治联姻等，其真正意图都是为了揭示贵族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发展趋势。依据之一，就是主要在表现文学观上，紫式部对白居易诗文为时代、为社会、为民众的讽喻精神的深刻理解，白居易主张彻底的人生的艺术观，坚持现实与浪漫结合的创作方向。白氏在《新乐府》中强调：首先，做文章的目的，是“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其次，做文章要建立在“喻、诚、信”的基础上；最后，文章是由“感于事”，“动于情”而产生的。紫式部的文学观，是建立在日本本土传统的写实的“真实”和浪漫的“物哀”审美意识的基础上，同时大量吸收以白居易为主的中国文学理念和方法，并且调适和融合二者，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性格。首先，紫式部曾谈及她的《源氏物语》都是写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而作。因此，欲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不仅专选稀世少见的恶事，还使两者互相对比。这些都是真情真事，并非世外之谈。又说：一切物语，都是写人情世态，写种种心理，读物语自然了解世相，了解人的行为和心理，这是读物语的人首先应该考虑的。紫式部这一文学观，以及根据这一文学观的创作实践，固然源于日本古代“真实”的美意识，但也不能否认她受到白居易的写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在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不难发现两者的近似性。白居易和紫式部的文学思想，都带有儒、释、道杂糅的色彩。白氏在《与元九书》中强调：“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也就是讽喻偏重伦理道德，紫式部虽然没有像白居易那样明确“言志”，但她却注意到，讽喻乃兼济之志，而且以“情志”为命题。比如，她在《紫式部日记》里谈到爱读白居易的诗，尤其是强调了讽喻诗《新乐府》，她侍讲白居易诗，也首先侍读《新乐府》。白居易在《长恨歌》和《新乐府》中所表现的这一文学观，在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就更清楚地说明紫式部是重“情志”，即思想与感情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