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关系叫相见恨晚，受益良多
一直想给耿局写篇文章，但至今没有落笔，因为始终理不清跟他的关系。那些年就听说过也知道耿西康这个人，当过县委组织部常务部长、广电局长，而我只是一名非常普通的一线教师，充其量只是个喜欢写作、在《衡水日报》上曾经发表过几篇文章的文学爱好者，而这样的履历与大名鼎鼎的耿西康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耿西康究竟有多大的成就，我还真的列举不出来，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一直在上学、上班。虽然也听说过他的大名，但一般都是他作为官员的一面。至于他在文章写作方面的“名号”，我却是在与他结识、交往的时候，才逐渐浮现在我的面前。此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以来，在武强“笔杆”里边，他都是那位隐藏着的“王者大咖”。
2008年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写的《武强赋》登在了《衡水晚报》上，后来2010年我的《衡水赋》又登上了《河北日报》，这也算是本人文学写作的“高光时刻”吧。之所以提到这两篇赋文，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这两篇小文的确是得意之作，也可以算是成名作和代表作，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能够跻身武强“文学圈”的立身之作。
扯这么远，其实就是要说明，跟耿局的相识与此有关。我一直习惯于称他为耿局，其实这种称呼很不得体，因为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地位，再就是从文化成就上看，他都应该是我的前辈，但是又不愿意称他为耿老师，因为这样的称呼太俗气，根本不能体现出他在我心目中应有的位置，再者，我又不能像郭万里那样直接叫他“西康哥”，那样又显得我太不知道轻重，没大没小。尽管，耿局多次喊我兄弟，但我不敢应承，其实，他还是叫我“韩老师”的时候更多一些。既然这样，就恕我冒昧，还是称呼他为“耿局”吧。
现在想来，耿局是怎样找到我非要结交我的呢？当然还得提到郭万里。要论武强的文化圈里，对我帮助最大的人就是郭万里了，那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耿西康要请我俩一块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耿局，以前只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这次见到以后，根本不像想象中的那般难以亲近。事实上耿局虽然已经退休，但精神状态极佳，为人谦和，非常健谈，三言两语带着十分真诚，跟他坐在一块吃饭、交谈，无论胃口还是心灵，都受益良多。
开门见山，坦诚布公，耿局确实“有求于我”，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让我给南立车村老支书李会明写村赋。听着耿局不断地吹捧我个人的所谓“成就”，不禁感到汗颜，这么多年，除了一篇《武强赋》之外，再也没有为家乡武强县写过什么成器的东西，但看到耿局多年来退而不休，年近古稀仍在为武强文化奔走呼吁撰写文案，为武强文化的传播不遗余力，在我接到耿局的号令之时，便欣然应允，答应与他一起去南立车采风。
其实，很早以前就想近距离地走进南立车村，面对面采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南立车村老支书李会明同志。有着耿局非常真诚的邀约，再加上老支书李会明精神的感召，过了不久，我们合作的《南立车村赋》便写出来了。这是第一次提交耿局布置的作业，后来我们又为南立车村写了《南立车村村歌》和《南立车印象》。此后，耿局又拉着我去北大洼乐优公司采访王总，我又写了《向土地捍卫者致敬——乐优王洪宾采访印象》。
说起来，跟耿局认识的时间不过四五年，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相见恨晚，神交已久。尤其是他担任了县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以后，工作更忙了，但每次只要有采风活动，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其实我之所以答应去，倒并不是一定要写些什么，而是我想借此机会多跟耿局接触，多跟他交往，因为与他接触，同他交往，可以让我受益良多，对，就是这个词“受益良多”。
这两年以来，我参与了去衡水街关中学采风、去西薛村采风、去康乐居养老院采风等活动，虽然每次采风回来我都提交了作品，但我更希望我是在向耿局提交情谊，可能我写的这些作品并不是很好，但我希望我能把最好的自己提交给他，这既是向他表达他赏识看重赞赏我的谢意，当然更是在弥补与他相见恨晚的缺憾。
有一种关系叫相见恨晚，如果能够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看重自己的知己，那真的是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幸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有自知之明，自己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千里马”，但是遇到耿局却真有遇到伯乐的感觉，这也就够了，人生难得几知己，更何况还是这样影响力很大，亲和力加满的“忘年知己”。
有一种关系叫受益良多，如果能够从一个人的结识交往当中，收获到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惠及长远以至未来，那真的是一种最优解的互动关系，跟耿局的交往就让我拥有了这种体验，能给我带来这种体验的人，就是我人生的贵人。
最后还是那句话：幸遇耿局，相见恨晚，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