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是否应该服从多数，或者说，是否应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并不容易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1967年，哲学家菲利帕·福特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首次提到了伦理学领域著名的“电车难题”。假设在一个电车轨道上被绑了5个人，而它的备用轨道上被绑了1个人，又有一辆失控的电车飞速驶来，而你身边正好有一个摇杆，你可以推动摇杆来让电车驶入备用轨道，杀死那1个人，救下5个人。你也可以什么也不做，杀死5个人，救下1个人。你会怎样做？
或者更极端一点，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有一台刹车损坏的电车。在轨道前方，有五个正在工作的人，他们不知道电车向他们冲来。你想过自己跳下去，但你的重量和体型不足以让电车出轨。这时你发现一个体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边，你发现他的巨大体形与重量，正好可以挡住电车，让电车出轨，不至于撞上那五个工人。你是否应该动手，把这个很胖的路人从天桥上推落，以拯救另外五个工人，还是应该坐视电车撞上那五个工人？
对于大众而言，很多人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杀死1个人救下5个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却并不选择推下那1个人去救5个人。可以理解，毕竟亲手杀掉1个人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
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管你怎样选择，总有人会反对，也总有人的利益被牺牲。第一种情况下，如果你就是被牺牲掉的那1个人，你又凭什么甘心赴死？你的利益谁来保障？
本文中，鲁迅就揭露了陈西滢裹挟了多数人的意见来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晨报》上，刊载了《女大学生二次宣言》，文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陈西滢在五十五期的《闲话》中，就此发表议论：“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
二十人对一百八十人，是少数对多数，然而这又不是简单的数目的问题。我们需要再次捋一下前因后果。整个女师大风潮的起因是学生不满于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爱国热情的压制，以及杨荫榆在开除学生时的排除异己行为。之后，教育总长章士钊强制解散女师大，在原址（石驸马大街）组建女子大学。留守学校的这二十人不是自愿离校，而是被司长刘百昭带人“殴曳出校”的。也就是说，坚持斗争到最后的，有二十人。这二十人并不是与另外一百八十人争教育资源，而是与校方、与段祺瑞政府争一个公平。
现在，章士钊离职，女师大复校，这二十人返回学校，并无不妥。女师大解散时，陈西滢并不出来鸣不平，并不出来维护占大多数的学生的利益；女师大复校时，他又出来维护占大多数的女大学生的利益，这种行为难免遭到鲁迅的讽刺。“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总而言之，学生并不重要，陈西滢只是始终站在权力的那一边。
接下来，鲁迅又驳斥了“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论调。这话是自欺欺人、漏洞百出的。鲁迅举了满清入关霸占中原时的谎言作例子。当时的满清摄政王多尔袞给明臣史可法写了一封信，信中言道：“国家（指清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什么意思呢？我大清得天下是取自闯王李自成，不是取自明朝。这话只好去骗三岁孩童。如果满清无意霸占中原，为何赶走李闯后不退兵呢？满清入关前打过的萨尔浒之战、古勒山之战和宁远之战怎么解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害了那么多抵抗的明朝军民又怎么解释？留发不留头，强迫汉人剃发异服；杀害南明王朝数帝；大兴文字狱。这些又作何解释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鲁迅先生的话很有预见性。十余年后，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我国大半领土，我们成为了“少数”，但我们没有停止抗争。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这话说的铿锵有力，“究竟还有二十人”，即使成为少数，也绝不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