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作？说实话，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李承鹏说，写作是为了尊严。可我认为尊严是自己的，只要你不给，别人也抢不去。况且生活中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形：把尊严挂在嘴上的人，往往活得最没有尊严；而那些从不轻言尊严的人，往往有尊严地活着。因此，尊严是人人都有的，但不必天天拿出来晾晒，否则一场暴风雨，就可能被糟蹋地体无完肤。我不希望自己是靠写作来赢得尊严，因为现实中失掉的，却要靠笔尖获得安慰。我不想自欺欺人，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求得保护。

        他还说，写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且纯属自讨苦吃。对于他说的“危险”，我至今尚无体会。也许是因为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学生，即使发些危险的、有伤大雅的言论，也无人理会。从这一点上，我看出了做一个小人物的好处——有时候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而他提及的“自讨苦吃”，我则深有同感。因为我知道，写作改变不了什么。有时候它只是一种抒情方式，自吟自乐；或者心情糟糕的时候，独自关在黑屋子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想，大凡写作的人，都有类似体会。

        既然写作是这样一件无意义且自讨苦吃的事，那么放弃写作显然才是正途。可我最终仍然没有劝服自己，有时候灵感涌动，竟也不吃不喝，就在那傻傻地坐着、想着、写着。如果写作稍微有那么一点快感的话，那就是在创作途中。可是当作品完成，快感随即消失。面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只好痛惜地撕掉，那感觉，就像杀死自己的孩子。

        有人说，写作就是一场慢性自杀。对于痴迷写作的人来说，这话不假。可是一旦你走上这条路，想回头时，却发现自己欲罢不能。这大抵就是文人的悲哀，自知其危害，却无法摆脱，结果只好偷偷地做一个“文学的吸毒者”，体会那一瞬的快感。

        说了这么多，我为什么写作？难道只是为了做一个吸食“文学鸦片”的“瘾君子”，体会其中的玄妙？当然不是，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去年寒假的某一天，我打开电视，里面正热播着赵本山的新作——《乡村爱情圆舞曲》。其中有这么一段：象牙山庄的保安队长因为拯救山庄有功，被山庄董事长夸了几句。保安队长很感动说：“董事长你真是慧眼识珠！”可董事长一愣：“什么猪？哪儿有猪？我夸你几句你怎么能骂自己是猪呢？”家人都笑了，我却忽然一怔。原来所谓的幽默就是拿常识开玩笑，最终使我们都变为愚人。我隐隐感到其中的可怕，也许我们每天都在过愚人节，可我们却浑然不知。正因为这样，我们把“秋波”理解成“秋天的菠菜”，把刘邦当作刘备的父亲，说柳宗元是柳永的亲哥。把刘邦当作刘备父亲的那个女生高中时坐在我的前面，我不知道她是假装无知，还是真的无知。我只知道，说柳宗元是柳永亲哥的那个中文系师妹，无知可能是注定的。

        说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证明无知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危险。然而危险在于，有些人知道自己无知，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假装知道。对于那些不知其无知和假装知其无知的人，我有必要提醒他们。也许我永不可能唤醒那些躺在“铁屋子”里安逸睡着的人们，但我也许可以时刻敲打着他们，不让他们睡得太死。我知道自己做不了鲁迅，也不抱拯救国民的希望。我只是不愿看到大家精神休克，思想安眠，最终萎靡至死。

        但写作注定无法拯救，它只是记忆的自我检阅。然而无知者的存在和每天都在过愚人节的那些人，他们确实需要一个归宿。帕斯卡尔说：“从我冥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度过一个安眠之夜。”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帕斯卡尔的失眠，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该有这样的几个失眠者。

        有时候，我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集体无知所震惊。我不知道大家都在干什么。《苏·巴顿》中有一句话：“多少年来事情都是这个样子，人们来来往往，做着相同的事。”可是，我看到这个国家集体做一件事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因为我们从未忘了政治斗争和不断撒谎的本领。因为政治，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杀掉自己的同胞，只因他是一个异议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撒谎，我们可以让人民无条件地拥戴政府，而且没有怨言。我们从未学会揭露真相，最终真相就成为了“皇帝的新装”，让人看不见，看见了也不敢说。

        我无意抨击政治，只是讲点事实，给一些人提个醒。有人说，这个国家的人有两大特点：不爱说实话，不爱听实话。在我看来，其实只有一个特点：不愿暴露自己的无知。由此我想起了一则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也许有太多人都愿做聪明人，而不愿承认自己无知，那么我们只好让皇帝“裸奔”。可悲的是皇帝，他赤身裸体地在人群中兜了一圈，却以为自己穿上了全世界最漂亮的衣服。我在想，如果一个国家，从皇帝到大臣，再到普通百姓，都不愿承认自己无知，那么这个国家希望在哪里。幸好这个故事还没让我绝望到底，幸好还有一个孩子，敢于说出“皇帝无衣”的事实。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孩子呢？结局我不敢想。

        如果大家都争着做所谓的聪明人，那么我宁愿做一个愚人。苏格拉底说：“除了知道自己无知之外我一无所知。”这种“自知其无知”的大智我难以望其项背。当然苏格拉底不可能真的无知，然而却总有一些人试图证明自己聪明，比苏格拉底还聪明。因为这些人不愿承认一个事实：自己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他们抱着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态度公然耍流氓，失去了敬畏，也失去了底线。

        我是一个天生多事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只好说两句。这个国家的人总习惯在不该沉默的时候沉默，他们喜欢让别人猜哑谜。我无意给别人制造难题，只好老老实实交待，看到的、听到的一切。如果你要问我写作的意义，我只好回答是我一时手贱。如果你还要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只能说，总要有人站出来。

        站出来，不是要证明什么，只是企图做一个说真话的孩子。大家都不愿说真话，是因为大家都比我聪明。我只好老老实实做一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愚人。而我的写作也纯属一个愚人自娱自乐的游戏。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感叹写作的无用，他说：“现在写什么也改变不了世界。即使耶稣复活将《福音书》拿去复印，那些看热闹的太太们也只是想得到他的签名。我们不应该写，而应该行动。”这位伟大的作家一生都在写作，都在追问写作的价值，却在晚年毅然罢笔。那么我是否该“弃笔从戎”呢？可我只是写作，从未想着改变什么。也许这就是大作家与写手的区别。我从来没想着成为什么作家，只好顺着兴趣一直写下去。

        我想，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使命，我只是听从内心的召唤。

        有一则笑话：“儿子问妈妈；‘大海是不是无边无际？’妈妈说：‘是呀！’‘那我们为什么站在大海的边上？’儿子问道。”这个问题也许谁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只知道大海无边无际，却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一直站在大海的边上。有时候，当我们认清事实，假象便不攻自破。然而更多时候，我们宁愿承认大海无边无际，却看不到我们就站在大海的边上，就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可叹的是，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

        然而对我来说，写作却是一件自由的事情，它可以避免我去睁眼说瞎话，顶多暴露自己的愚蠢，让那些聪明人去看笑话。我是不在意被人耻笑的，正如前面所说，写作不是为了尊严。那么为了什么，我为什么写作？我没有答案。要说有的话，靠写作来解决今天的午餐可能更让我满意，或者有人给我发工资，让我天天无忧无虑，不愁吃穿。但我知道，写作不能。要吃饭，还得靠自己老老实实地赚钱。要知道，一切都在涨价，生存艰难，大家都不容易。

                                          2014-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