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了务实主义的两大原则，一是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二是目的先于手段。那这样的务实主义是不是很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呢？
为什么呢？姚洋认为，因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似乎什么都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目的先于手段，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有理由为之辩护。如此以来，就没有一定之规，机会主义就可以出场了。
那么，儒家又是如何防止机会主义的呢？在分析中国、儒家的答案之前，姚洋首先分析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方法。西方国家主要以宗教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人们对来世的敬畏教导人们不要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日本，《菊与刀》中有一个四十七士为主家报仇的例子，这是一种义，“义”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道德约束的核心。这种义，不仅仅是一种侠义契约，也可以是任何人之间缔结的一种约定。
再回到儒家，儒家说，每个人都应该修炼成君子，君子就可以避免机会主义。儒家对君子的要求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君子应该有一个最高的理想——仁，“仁者爱人”，仁就是要爱其他人。那再具体一点，仁又是什么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刚毅木讷近仁”。其次，君子如何做人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再次，儒家要求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君子？那就要保持自己的修行。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所以，做君子是非常困难的。但古代的社会也为君子提供了奖励制度——选贤任能的体制，就是基于德行和能力来选拔官员。中国自宋以后就没有了世袭的贵族，品学兼优的读书人成为基于选拔的“贵族”。
做君子不容易，所以儒家就要求走中庸之道。姚洋认为，儒家相信“情景理性”。什么是情景理性呢？这个词出自马克斯·韦伯的所谓“工具理性说”。韦伯在研究儒家的时候，提出儒家的工具理性说，也就是说它的过程为目的服务，没有原则，只是为自己眼前的目的服务。韦伯说，儒家的理性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理性。
姚洋认为，韦伯的总结过于片面，提出儒家的理性应该用“情景理性”来概括。在儒家君子心中，每个人都有一个最高目标——实现仁，有了这个最终目标，哪怕采用的手段不同，心里也有底。在落实到现实过程中、遇到矛盾无法选择的时候，就要依情景而定，而定的时候，要始终牢记最终目标是实现仁。这对君子的要求很高。现实中，很多君子都信奉中庸之道，怕过犹不及，都走中间路线。
人类社会演化到今天变得极其多样、极其复杂，每一种情景下，都需要一个价值判断来指导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儒家的中庸之道，解决了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采取措施的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