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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 ，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5－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但不会超过一尺，所以又称为“寸子”。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