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高校开学的缘故，每年九月总是离别的季节。
人们常说音乐最能抚人情绪。所有的这些离愁故事里，应该没有哪一支歌谣能超越《送别》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寥寥百十字，辅以悠长婉转的旋律，道尽世间聚散悲欢，点破“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之苦。
1851年，美国作曲家奥德威创作了一首通俗歌曲。半个世纪后，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读到此曲的日文版《旅愁》，并于1915年秋回国于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时填词《送别》，成为中国第一首现代意义上的学堂歌，此后由学生丰子恺手抄出版并流传至家喻户晓。
1880年十月，曾任吏部主事的天津富商李世珍年逾古稀老来得子。家中三房顺产，佛赐祥瑞，取名成蹊，字叔同。五年后，父亲去世，叔同与母亲相依为命。这位饱读诗书的旧式才子自幼便种下慧根。家中父母姨太都是信佛之人，他甚至随大娘一起学会了《大悲咒》和《往生咒》，研习佛经因此也成了叔同的乐趣之一。家境殷实的外部环境和天资聪颖的内在个性使他十多岁便在书法、篆刻、戏曲等方面颇有建树。和后来的徐志摩一样，这位风流才子最开始也遵从母命，娶津门茶商之女俞氏为发妻。
尽管后来的叔同并未展现更多的政治党派意向。但在1898年维新变法之时，感受到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寄望于国家变法图强的叔同对变革的领路人——康有为，燃起了崇敬之心，并作刻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受到政治灾祸牵连。加之叔同一脉原为庶出，在老宅生活压抑，此时业已完婚，叔同便携妻母南迁上海法租界，以少当家的身份在隶属于自家的钱庄里支取生活费用。此时的叔同正处于思想上的困顿和蜕变时期，但其艺术素养却在上海文人雅士中展露无余，相继结交“天涯五友”、创办书画公会、并与名伶苹香过从甚密。1901年，叔同入南洋公学，师从教育家蔡元培学习新思想，参加社会活动。
1903年，因校方禁止学生阅读部分报纸、杂志，新旧思想激烈碰撞，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恩师蔡元培出面调解无果愤而出走，一大批学生随之撤离，叔同亦在追随者之列。两年后，母亲病逝，叔同携眷护柩回津。一改当时的丧葬习俗，在哀悼会上架钢琴唱西洋歌。原曲亦为美国人海斯所作，叔同填词《梦》。曲闭，在场宾客为之动容，父亲的一位姨太上前安抚，恳求叔同以后在自己的葬礼上也唱此曲悼亡。“哀游子怆怆而自怜兮，吊形影悲。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这是母亲逝后叔同悲从中来的心境。自此，更感身若游丝，魂如飞絮。
在学期间，叔同常年寄居学校宿舍，甚少回家。有年冬天，母亲和发妻俞氏一起新做了棉袄到学校来看他。见母亲出现在学校，叔同大吃一惊，急忙将其迎进宿舍。母亲用手指了指窗外，他远远望去，俞氏只是站在雪地里，怯怯地望着。母亲告诉叔同，俞氏不愿出现在丈夫同学面前，生怕说错什么话给丈夫丢脸，所以只是远远地等着。叔同此刻对其深感愧疚，虽然媒妁之言自己并不喜爱，但俞氏的通情达理却愈发让人萌生歉意。然而，叔同终究没有回到她身边。于叔同而言，也许家庭温暖及不过艺术魅力，物质丰腴抵不上精神快感。自沪返津，获知旧时相好杨翠喜案发生，叔同更觉人世飘零。在故乡送别母亲后，他将妻子三人安顿在天津老宅，只身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美术学校研习西洋绘画，同期创作剧本，又在音乐学校接触大量西洋音乐，学习乐器和编曲。在日刻苦学习多年后的叔同成长为中国当时油画、音乐等领域的开拓者。也在日本遇到红尘中最后一爱春山雪子。于辛亥革命同年毕业携妻归国任教。
再回天津，彼时辛亥革命让国内换了天地，家中也渐失往日富足的光景。艺术领域早已精湛的叔同在1912年重回上海，自此后便在城东女校、浙江第一师范等处任教职。仅在假期和娇妻雪子团聚。
在杭州任教的七年，叔同仿佛重新回到了旧时天津宅院和上海租界的心境，只是精神世界愈发充盈，以至于对西洋艺术的热度慢慢褪去。他的诗词中随处可见光阴已逝的感怀和生命离愁的哀伤。他时常和好友夏丏尊跑去凉亭吃茶以躲避会客。听者有心的叔同甚至因为丏尊的一句玩笑话跑去广化寺体验了几日出家人的生活。他看到归雁生出“不如归去归故山”的思绪；秋夜里独自一人时也唱“小簟凉多睡味清”；以“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追念儿时乐趣；触景生情时以“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纪念当年相好的艺伎们。
这年冬天，他没有回家团聚。受了佛法感召，研究“断食换心”之后去定慧寺付诸实践十多天。断食期间，不会任何亲友，不拆任何函件，不问任何事务。断食后惊觉“精神界一片灵明，思潮澎湃不已，法喜无垠”。此后，叔同开始素食，于佛教渐有所悟。
此时的外部世界正处于军阀混战的乱世。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里，叔同半生锦衣玉食，烟花柳巷，缱绻艺苑文林，更得慈母娇妻日日家中等候。动乱的年代尚能享有人间极致的满足，这是凡人眼中生命的巅峰。然而，生命也充满了遗憾。叔同自幼内向敏感，赏尽世人不能企及的景，阅尽世人不能占有的福。终究还是认识到一切皆如梦幻泡影。
1918年的春节，叔同在定慧寺度过。拜了悟和尚为师，成为其在家弟子，取名演音，法号弘一，此后用半年时间安排家人日后的生活，嘱咐春山雪子回日本重新开始，并于这年农历七月正式剃度出家，24年间与尘世情缘再无瓜葛，从此研习律宗、修订护生画集、游历东南诸省名山大川。发妻俞氏1922年病故于天津老宅，仲兄来信嘱咐弘一回津一趟，因故未能成行。在俗时与春山雪子并无子嗣，只是几年后，雪子重回西湖。再见面时留下一问：卿对世人好，独负我一人？
遁入空门后的弘一法师将自己交给了佛学。除与学生丰子恺编辑出版《护生画集》、作《清凉歌集》以外，余生都潜心研究律宗这一佛教最苦的学问。作为新文化的倡导者，叔同最早引入了西洋绘画、音乐、话剧，尚未出家时便已取得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然而一入佛门却洗尽铅华，笃志苦行。他花了四年时间穷研《四分律》，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佛教弟子奉其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1942年10月，弘一大师于泉州不二祠晚晴室圆寂。最后留下“悲欣交集”四字交给负责侍奉的妙莲法师，自此，叔同一生画上句号。
从少年得志、青年有为到最终归于平淡，叔同在佛法陪伴下走完了六十三载岁月。从一个浪漫才子到严谨的教育家，最终成为一代名师，叔同的每一个角色都极致而绚烂，但惟独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即使是尚未剃度之时也没能做到。也许在艺术家眼里，人本就是自由的，家庭不过是肉体短暂的栖居之地而已，唯有灵魂的放逐才是最本质的追求。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要自此不问世事，抛弃妻子遁入空门？难道真的是不堪精神疾病的困扰，要通过断食这样的方式来治愈其神经衰弱？也许这些都是后人研究其作品和生平后的猜测而已。
茨威格也曾留下遗言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即是最崇高的财富。也许，对于那些早已物质丰腴或者思想上大彻大悟的人而言，精神追求远远比物质成就重要。艺术，就是精神追求的一片钥匙。可是艺术的山峰如此之高，大部分普通人也许穷尽一生都难以翻越。然而对于叔同，整个艺术的美好世界早已对他敞开，命运之神的一再垂青，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让他足以翻山越岭，以致最后竟无路可去了。那么，世上还有比艺术更能给人以快乐的东西吗？也许，就是宗教吧。佛家讲究缘分，叔同自幼便植慧根。这果报，佛祖自然应当给他。
又或者大师生前早已通过实际行动给了答案，只是我们都太浅白，无法真正理解。1935年，弘一大师在惠安净峰寺居住，研习南山三大部与灵芝律师三记。秋晚时节移居草庵前见菊花盛开，甚是喜爱，作《将离净峰咏菊志别》：“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世间为什么要有文学和艺术?从前的我也找不到答案。现在，按佛家来理解，众生皆苦，不仅苦于肉体，更苦于精神上旁人无法体味的困境。文艺的作用，大概就是充当一个牢笼里的陪伴吧。
“但留弘一法，且去叔同名，吾我两忘后，一世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