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天说地，有“贝”而来。光影之间，方晓冷暖。大家好，我是天贝兄~
在火炉旁聆听泉水“叮咚”的泉城济南终于迎来了一场下了停，停了下的骤雨，带走了憋闷炽热，带来了凉爽舒适。
今天闲谈的是一部探讨女性是自由追求个人生活还是扶养没有亲情可言的弟弟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我的姐姐》由“85后”新锐导演殷若昕执导，编剧则是曾获金马奖最佳编剧的游晓颖。该片由张子枫领衔主演，肖央特别主演的剧情电影。
影片讲述了父母意外离世，姐姐安然面对倍感陌生的弟弟，她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美好希冀，却不得不面对扶养弟弟还是将其送养的两难选择。
姐弟二人长期相处，从陌生疏离慢慢转向为相互慰藉、相互依靠。影片最后，安然没有在收养协议上签下不再与弟弟联系的承诺，而是转身奔向这个知心又贴心的弟弟。
开放式的结局，将选择权交给了观众，同时，也把讨论的空间留给了社会大众。
扶养的义务与法理容情
我国的《民法典》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
扶养义务的成立条件是兄、姐要有足够的负担能力，如果兄、姐自身的生活难以维系，或者仅仅能够保障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那么他们对弟、妹就的法定扶养义务就不成立。
此外，如果弟、妹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即使是不能自食其力，兄、姐也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
影片中，安然的弟弟未满十八周岁，而安然拥有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且有稳定的护士工作。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安然应该需要承担扶养弟弟的义务。
但是，《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合法送养和收养的事宜。在征求了舅舅和姑妈的同意之后，安然是可以合法地将弟弟送养。
因此，影片在叙述扶养与送养这一对关系时，选择从人性道德、人情事理方面展开，讨论是选择抛弃弟弟，追寻自我人生还是守护微弱的亲情，与弟弟艰难前行。
影片的原型也许来自于2013年某知名论坛上的一篇帖子。帖子的真实与否很难定论，但从叙述人的讲述来看，其中提到的父母意外离世、姐弟年龄相差21岁、姐姐拥有父母留下的房产以及姑妈、舅舅的相关情况等方面，都与影片都很高的相似度。
只是，与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不同，这个所谓的原型故事最终以姐姐将弟弟送走并断绝联系告终。
这件事在当时就引起了网络上的广泛热议。而如今，这部《我的姐姐》则又将这一争议不断的话题展现出来，同时连带着将女性意识、全面二孩、重男轻女等各方面的社会性议题一并抛出，通过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引发全社会的广泛探讨与反思。
法律规定了扶养的义务，送养的权利，但也需要考虑人情冷暖。
法律与人情不应是绝对意义上的互补，而更应是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的关系。法律也许不能完全保证人情的正义和温存，但也应该合乎于情理，或者说是最大化的包容情理。法理有情，法能容情，这样的法律才能维护公平正义，并合乎人情事理。
性别的歧视与重男轻女
影片中的安然是计划生育政策与重男轻女思想碰撞下的悲剧式人物。
他从小就被要求伪装成一个残疾人，只是为了让父母拥有生育男孩的博弈机会。
她原本填报的大学志愿是去北京读临床医学专业，父母却擅自做主将志愿改为了省内的护理专业，这是为了让安然早点工作赚钱，留在父母身边照顾家里。
安然的父母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这是上一代人留下的思想遗迹，在那个生育相对开放的年代，这种思想在彼时并没有造成恶劣影响。
但延续下来的这种偏颇思想，遇上了如火如荼的计划生育，这就让安然父母这类早已将重男轻女根深入骨的人，在思想与意识上逐渐走向了扭曲的一面。
安然的姑妈也是重男轻女偏见的受害者。
她被迫放弃去师范大学学习俄语的机会，只是为了保证家里可以供得起安然父亲去读中专。
她跑去俄罗斯经商，却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让她回来帮忙照料刚刚出生的安然。
姑妈俨然成了家里的“工具人”，只因为她是姐姐，“一直都是”。
姑妈对安然说：“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她是将自己对公平、自由生活的向往委婉地说给安然，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安然作为女性的独立自主和个人追求。
“姑妈没把你带好，以后的路，你自己走。”这更加坚定了安然要改变过去、改变现状的决心，她要做一个不同于姑妈的女性，带着姑妈渴望却不可及的思想意识，活出自我，活出真我。
影片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患有孕期子痫的孕妇被转院保胎，在已经育有两个女孩的情况下，丈夫依然要求身处险境的妻子继续生产。甚至于连孕妇自己也被“洗脑”，不顾自身的安危也要为这个家添一个“壮丁”。
这种被重男轻女腐蚀的思想属实可怕，他们蔑视医疗原则上的“保大放小”，更无视人性中的生死抉择，将重男轻女和性别歧视刻进骨髓还耀武扬威，沾沾自喜。
他们是受害者，却更是施害者，害的不仅是自己，更是下一代在乃至几代子孙！
传统思想中重男轻女的偏失在一个家庭中表现为受重视的总是男孩，受冷落的总是女孩。在社会中则表现为女性总是遭受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和要求。
虽然，女性意识仍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呈崛起之势，但我们对女性的包容和理解还存在许多的偏差和局限。
例如，针对影片的开放结局，很多人批评说是女性意识在最后时刻的“缴械投降”。这样的批评本就是对女性意识的一次选择性失明。
女性，无论在社会中、在家庭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她们首先都是独自自主的人，都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无论何种选择，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她们都有自由选择人生的权利，也会因此承担其相应的义务和相应的风险。
她们的言行举止本来就是自由的、独立的，不需要评头论足，更不接受无端指责。
正如影片的编剧游晓颖说的那样，“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处在那个女性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面对她的那些矛盾和艰难。所有的女性，无论你是选左还是选右，都会有人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生活。但我们从剧本到电影，我们都不是希望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
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正是对女性意识向着公平、自由理性发展的最好诠释。
亲情的失衡与平等成长
安然之所以要把弟弟送养出去，倒不是为了报复父母，也不是为了独占家产，而是一种情感上的阙失，让她与弟弟形同陌路。
直到上了大学，弟弟才出生。早已在外独自赚钱维持学业的安然根本就没怎么见过这个骄纵的弟弟。
从小就没有受到父母足够重视和关爱的安然，一时间无法将无所寻觅的亲情投射在眼前这个弟弟身上，在她自己的印象中，那些与父母相伴的美好时光时而模糊，时而虚无。
父母手机里面只保存了他们和弟弟的合影，车里的挂件上也是父母和弟弟的亲密合影。似乎，这个家里根本就没有安然的踪迹。
安然父母用严重失衡的亲情为这个家庭埋下了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而这一切都在父母离世之后相继爆发。
影片通过姐弟俩的对话，将这种不平衡的亲情展露无遗。
姐姐经常遭受父亲的毒打，这被她戏称为“竹笋烧肉”。弟弟却从未挨过打，反而总能品尝到父亲亲自下厨做的红烧肉。
天壤之别，一目了然。
街道办的人碰巧撞见安然穿上了好看的花裙子在家里翩翩起舞，识破了父亲又一次的“骗育”计划。父亲气急败坏，将所有怒气都发泄到安然身上，“竹笋烧肉”的滋味，安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品尝了。
无论是已然落地的“全面二孩”还是正在探索的三孩政策，这些都在无形中将家庭的情感平衡问题摆在生儿育女的纸面上。
在这把亲情的天平中，把持砝码的父母，天平的两端是孩子。
只往一边增加砝码，这种失衡问题就会不断积累，终有一日必将掀翻整个天平。
维系家庭关系的关键是均衡的爱与平等的对待。天平的一边是自己的孩子，天平的另一边也是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相差多少岁，无论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渴望父母百分之百的爱，但也都不会吝啬将对等的爱分享给与自己血脉相依的至亲，只要这个天平始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只要这个家始终存在相互感染、相互依存的亲情。
血浓于水，只是因为彼此之间拥有了亲情的实然存在，但要确保亲情的必然长久，则需要情感的调剂、平衡，融亲情于日日夜夜，汇亲情于点点滴滴，情浓于心，心存温情。
彼此接近的心，日积月累的亲情，这些便是平等成长、共进同行的根基，也是从心而选、无愧于心的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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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闲暇处，正是交心会友时。这里有影视作品中人生百态的理性分析，有美好生活中情感交流的真切感悟，有个人成长中前行力量的深入思考。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关注一路同行中我们的努力与成长，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