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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相关的思辨研究，这方面日本人做得最好，没错，我想说容器人和电视人。这与日本人的“末日情结”是分不开的。日本特殊的、没事来个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条件让日本人相信——末日是绝对会到来的，问题是怎么来。不仅是新闻传播学，日本学者在整个世界的人文社科领域都以一种浓浓的悲观主义甚至绝望感作为自己的slogan，于是他们的学者在这样可以影响一代人的媒介改变上的敏感性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顺便说回我们国内，大陆学者，除了武大，整体上都是一种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的乐观主义预设，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一种根治在文化内部的安全感和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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