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联姻当晚，我被晾在婚房等到凌晨三点。
推开门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头也不抬：“各取所需而已，别想太多。”
后来我高烧39度，他皱着眉把退烧贴按在我额头：“怎么这么烫？”
我迷迷糊糊抓住他的手：“契约第7条，禁止肢体接触。”
他顿了一下，声音很轻：“……这条，作废。”
水晶吊灯将光芒切割成无数棱角，投在空荡荡的喜床上，像撒了一地冷硬的碎冰。凌晨两点四十七分，我的高跟鞋还嵌在脚上，左脚小趾已经没了知觉。礼服裙摆的刺绣硌着手心，二十四小时前母亲将它交给我时说：“这上面的金线，是老太太当年嫁妆里拆下来的。”
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
他穿着没换下的西装，领带松开半截，手里捏着份文件。目光扫过我的方向，没有任何停顿，径直走到沙发边坐下，翻开某一页。
“各取所需而已。”钢笔帽拔开，在纸面上划出沙沙的声响，“别想太多。”
我盯着他垂下的眼睫，在灯光下投出一小片阴影。“顾先生，婚房在二楼东侧。”
“我知道。”他头也没抬，“我睡书房。”
协议达成得比预想中干脆。我踢掉高跟鞋，赤脚踩过地毯，把枕头搬到床的最左侧。契约第三条：私人空间互不干涉。
三天后是两家集团联合项目的启动仪式。酒会上，我的继母端着香槟过来，笑容完美无缺：“瞧他们多般配，站在一起就像……”
她的话没说完，因为顾衍之突然侧过身，将我往他身后带了半步。一个端着满杯红酒的侍应生踉跄着擦过他肩头，深色酒液泼在他袖口。
“顾总！”助理立刻递上手帕。
他皱着眉擦拭，目光却落在我赤.裸的脚踝上：“鞋跟太高了。”
我低头，发现左脚踝不知何时蹭破了一小块皮，可能是刚才被人群挤到桌角。
“契约第十五条，”我压低声音，“公开场合需维持和睦假象。”
他擦拭的动作停了半秒，将手帕塞进我手心。“去休息室处理一下。”转身时，西装下摆扫过我的手背，带着一点冷冽的雪松气息。
当晚我高烧到三十九度。
意识模糊间，额头贴上什么冰凉的东西。我勉强睁开眼，顾衍之的眉头皱得比在酒会上还紧，指尖残留着退烧贴锡箔包装的锋利边缘。
“怎么这么烫？”他声音里有种异样的紧绷。
我烧得糊涂，抓住他抽离的手腕，掌心滚烫，他的皮肤冰凉。契约条款在混沌的脑子里乱窜，我喃喃道：“契约第七条……禁止肢体接触……”
他顿住了。空气里只剩下加湿器细微的嗡鸣。
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直接抽手离开，却感觉到那只被我抓住的手缓缓翻转，微凉的指尖轻轻搭上我的脉搏。
“……这条，”他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作废。”
退烧贴的凉意渗进皮肤，而他的手指始终没有移开。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在书房接到助理电话——监控显示我进了家门就直接倒在玄关。他放下看到一半的并购案，从药箱里翻出退烧贴。那盒退烧贴生产日期是三年前，他独自住在这栋房子时备下的，从未拆封。
清晨我退烧醒来，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温水，杯壁还残留着一点余温。旁边压着张便签，字迹锋利如刀：“今天别去公司。”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天下午我路过书房，听见他在电话里对项目经理说：“气象数据不够精确，重新测算。我要广州近十年七月的最低气温记录。”
我们的合作项目是智能温控系统。他向来追求极致的数据精确。
暴雨夜，我缩在客厅沙发看文件，落地窗外电闪雷鸣。这栋老宅的电路经不起折腾，第三次跳闸后，我摸黑找到半截蜡烛。
火柴划亮的瞬间，书房门开了。
顾衍之站在门口，手里举着应急灯。昏黄的光晕里，他穿着家常的灰蓝色毛衣，没有西装加持，整个人看起来……柔和许多。
“怕黑？”
“不怕。”我吹灭火柴，“怕打雷。”
他沉默着走过来，将应急灯放在茶几中央，然后在我对面坐下。烛火摇曳，他的影子投在墙上，被拉得很长。
“所以，”他翻开膝上的文件夹，声音被雨声衬得有些模糊，“十年前那场雷暴天气，你在董事会上晕倒，不是因为低血糖？”
我捏着文件的手指收紧。那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月，父亲在家族会议上宣布继母怀孕的消息。窗外正好炸开一个响雷，我面前的茶杯摔在地上，满地狼藉。
“调查我？”
“了解合作对象的基本背景。”他翻过一页纸，语气平淡，“顾氏不做没把握的生意。”
我正要反驳，又一个惊雷劈下，整栋房子的灯光骤然全灭。应急灯闪了两下，也跟着熄了。
黑暗里，我感觉到对面的沙发微微一沉。他的呼吸声近了些，干燥温暖的手掌覆盖上我攥紧的拳头，力度很轻，像在触碰什么易碎品。
“合约补充条款，”他的声音在雷声间隙里异常清晰，“雷雨天气，允许临时性肢体接触。”
我想笑，嘴角动了动，却被他掌心的温度熨得鼻子发酸。
那一夜，我们就着重新亮起的应急灯光，各自看文件看到凌晨。他的手一直没收回，我的拳头慢慢松开，指节在他掌心里沁出薄汗。
后来我才发现，他所谓的“气象数据测算”，最后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份详尽的广州近十年雷暴天气分布图，每个高风险日期旁都用红笔标注着：“建议居家办公。”
我生日那天，项目进入最后调试阶段。
技术团队在会议室吵得不可开交，关于温控临界值的设定，一派坚持行业通用标准，一派主张采用顾衍之提出的极限数据。争论到白热化时，我推门进去，将一摞实验报告放在桌上。
“过去三个月，”我扫视全场，“我们在模拟环境中测试了从零下十度到零上四十五度的所有温差区间。数据显示，人体舒适度的敏感阈值比行业标准窄百分之四。”
会议室安静下来。顾衍之坐在长桌尽头，手边摊着我的实验记录。他抬起头，目光穿过争论得面红耳赤的高管们，落在我身上。
“为什么？”他问。简单的三个字，我却听懂了他的意思——为什么投入这么多额外精力？
“因为，”我走到投影幕布前，调出一组热成像图，“最低温差不是设备能测算出来的。是人在极端环境里，能感受到的另一双手的温度。”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顾衍之的钢笔在指间转了一圈，轻轻搁下。
“采纳。”他说。
散会后，他在走廊尽头等我。手里拎着一个纸袋，递过来时表情和签并购合同时没两样。
“生日礼物。”
我拆开，里面是一条羊绒披肩。烟灰色，边缘绣着极细的银线，摸上去软得不像话。标签上印着某手工坊的徽记——我知道那家店，定制周期至少半年。
“契约第十八条，”我摸着披肩上的银线，“禁止赠送私人礼物。”
他没有立刻回答。走廊的穿堂风掠过，他今天穿着那件灰蓝色毛衣，领口露出一截衬衫硬领。
“补充条款，”他的眼睛在午后光线里呈现出深琥珀色，“允许赠送保暖用品。仅限于降温天气。”
我低头笑了。披肩裹上肩膀的瞬间，想起半年前婚礼那晚，他坐在沙发上跟我说“各取所需”的样子。
现在我知道了，他那时候捏着的文件，第一页是我十七岁时做的温控系统雏形设计图。母亲去世那年，我在她病房里画了三个月，后来那沓纸被我锁在旧宅书柜最底层。
他不知道的是，那晚我推开书房门找冰袋时，看见他电脑屏幕上开着的，是他二十岁时发表的关于人体热舒适度模型的论文。我翻来覆去读过很多遍，第一作者署名处印着一个早已不用的英文名。
Ian。
我母亲生前最后一位主治医师，也叫Ian。
有些温差，从最初就低得惊人。只是两个人都不肯先承认自己感觉到了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