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心宛如这缎鞋：一旦擦着华贵而过，便留下了无从拭去的痕迹。

——《包法利夫人》

提到“世界名著”，特别是法国文学，就必然要提到一部小说。

福楼拜每天写作12小时，写了4年，又删除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形成了简洁精炼的《包法利夫人》。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甚至有些俗套，无非是年轻漂亮有才的女主人公，不甘心婚后生活的平淡而有了情人，一步步走入毁灭的故事。

小说并没有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类情节，包法利夫人的“人设”有多“爽文”，后面的遭遇就有多“反爽文”。

然而，《包法利夫人》的悲剧不能简单归于“出轨女不得善终”“女文青嫁给经适男”“平民做贵族梦”等等。也不能将其总结为“婚姻里的几个陷阱”“女人的堕落史”等“鸡汤化”心得。

否则，福楼拜也不会对朋友说，“爱玛，就是我”。

何止福楼拜，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包法利夫人。

01

爱玛是个乡下富农的女儿，父亲对她宠爱有加，让她上了贵族学校，打开了她的视野，也注定了她的悲剧。

爱玛嫁给了夏尔·包法利，成了包法利夫人。

夏尔是个好丈夫，他踏实、努力、勤劳，也体贴、爱慕妻子。对妻子的爱好，无论是弹钢琴还是阅读、绘画，都给予支持，虽然自己并不懂，也以有如此貌美而持家的妻子为荣。

但爱玛并不爱夏尔，或者说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

夏尔的好只是普世意义上的，在爱玛眼里是平庸、无趣。

婚后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白天夏尔出门行医，直到晚上才回来，爱玛就只能整日待在家里，女仆操持家务，她就读书、弹琴。

一次偶然的机会受邀参加舞会，让爱玛对贵族生活充满向往，但舞会只是生活里的一个偶然，日子还是平淡如水，即使女儿的出生也改变不了什么。

为了让生活有意思起来，为了让爱玛开心一点，夏尔决定搬家，从农村搬到了小镇。

在镇上，爱玛结识了莱昂。

莱昂对爱玛的爱慕并不影响他对个人前途的追求，这段爱情以莱昂离开小镇而告终。

但给爱玛带来的影响是她以为“花开堪折直须折”，于是很快就答应了罗多尔夫的追求。

这段感情也无果而终，罗多尔夫从最开始就没打算和爱玛有什么结果，他在追求爱玛之前就已经想好了“退路”，爱玛这个漂亮的“农妇”只是他无聊生活的调味品。

于是在爱玛陷得很深想要跟罗多尔夫私奔的前夕，罗多尔夫写了一封信辞行，独自离开了。

这给了爱玛巨大的打击，也让她在重新见到莱昂之后迅速旧情复燃，她用自己的积蓄给她和莱昂搭建了“世外桃源”，每周以学钢琴为由出来约会。

最终爱玛欠下巨额债务，无论是莱昂还是罗多尔夫，都拒绝借钱，无奈之下，爱玛服毒自杀。

02

在道德上对爱玛进行谴责很容易，甚至在现代也能找到如此谴责的“对位”：劝年轻女孩不要消费贷，不要虚荣，不要依靠男人等等。

但虚荣、幻想，都不是被谴责的理由，哪个女孩年轻的时候没做过公主梦呢？男孩也不例外，直到现在最受欢迎的男频小说的套路依然是男主角获得权力+女人青睐的过程。

做梦、幻想恰恰是人对自己打开另一种可能的想象，也是人之为人的特质。

猫不会幻想自己成为百兽之王，它的全部世界就是猫粮、水和铲屎官。

人则不同，即使在“果壳之中也可以自视为是无限空间之王”（哈姆雷特：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

这是人的超越性，也是人的无限性。

爱玛的不幸在于她有了和她的出身不相符的超越性，却被牢牢束缚在有限性之中。

乡下的女子那么多，只有爱玛有这样的烦恼。

她的穿着、爱好，甚至美貌都和环境格格不入。

爱玛的行为固然可以归结为轻浮，她和两个情妇的行为在道德上是绝对的错误，这是毫无争议的，但却远非爱情如此简单。

爱玛不爱夏尔，也不爱莱昂和罗多尔夫。

莱昂和罗多尔夫都是一个幻象，正如他俩把爱玛当成一个调味品一样，对爱玛来说，这两人也是生活的一个调味品，是她幻象人生的具象化部分。

爱玛觉得乡下生活乏味，搬到镇上认识了莱昂。

在认识莱昂之前，或者说在结婚之前，爱玛对人生有很美好的憧憬。

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以为踏入社会是他自主人生的开始，殊不知却是他最好年华的终结。

和夏尔结婚就是爱玛人生所有可能性的终结。

爱玛想要和神甫倾诉，可是神甫不能理解爱玛的精神世界。

从宗教方面找不到慰藉，爱玛才投向感情。

如果说爱玛第一次和莱昂的相爱属于精神上的柏拉图之爱，那么和罗多尔夫的情人关系则是彻底世俗的、肉体的，有了实质性进展的关系。

但这并不能让爱玛精神上得到解脱，所以在和莱昂重逢之后，爱玛不再满足于去对方所在地约会，而是不惜重金租房，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房间，只为了一周一次的见面，在那短暂的时间里，过自己幻想中的生活。

与其说她在出轨，不如说她在试着实践她所向往的那种生活。

付出的代价则是自己的生命。

福楼拜把爱玛的死处理得谨慎而善良。直到爱玛死后，夏尔依然怀念她，哪怕看到罗多尔夫给爱玛写的信，也认为自己如此优秀的妻子被人爱上是再正常不过了，甚至因此更加想念妻子。

福楼拜给了爱玛足够的体面，他并没有在“荡妇”层面对爱玛进行道德审判，爱玛保全了名声。怀念她的人不只有夏尔，还有年轻的药剂师。

爱玛的死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高利贷破产是她求死的直接原因，而深层原因则是她去借钱而看清了所谓情人的真面目，也认清了自己追求的不可能性。

看破幻象之后爱玛选择了服毒，她不怕死，也没有不甘，死前唯一咒骂的是毒药生效太慢。

03

《包法利夫人》采用了传统小说的第三人称视角叙事，唯独在开头出现了“我们”。

“我们”看到夏尔来上学，见证了夏尔的成长。按照阅读习惯，读者可能会以为有个同学类角色的“我”作为旁观者出现，但没有，除开篇之外，“我们”就消失了，后面都是第三人称视角。

有人觉得福楼拜这种写法破坏了阅读的完整性。

这的确是备受争议的一点，但也并非不可理解。

“我们”既是看客，又是体验者。

夏尔可以是“我们”的同学，而“我们”也可以是夏尔和爱玛。

人的一生，可能和夏尔一样，基本上从出生就固定了自己的未来，一辈子兢兢业业按着既定轨道前行。如果不是爱玛，夏尔可能连自己出生的农村都不会离开。就像那个段子里的放羊娃，“放羊、生娃，然后娃娃放羊”。

而人也可能和爱玛一样，饱受对另一个世界的“求不得”之苦。

爱玛的人生悲剧固然有虚荣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因素。

爱玛和罗多尔夫、莱昂的不同在于，罗多尔夫一向视感情为玩物，他有多个情妇，爱玛只是其中之一；莱昂也只是对爱玛有过短暂的“crush”，正如他不会为了爱玛迟滞自己去巴黎的步伐，爱玛的死也并不影响他结婚，继续自己的生活。

相比之下，爱玛虽然也没有她以为的那么爱这两个人，但和这两个人的感情的的确确在某一个时段满足了爱玛对那个无限世界的向往和对现有生活的超越。

爱玛想象的巴黎生活就如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可是现实的巴黎却是混乱而肮脏的，正如现实里面朝大海的房子是潮湿、阴冷的，经常遭遇暴晒或者台风，唯独没有春暖花开。

但这不妨碍这句诗与巴黎承载着爱玛们对那个无限温馨世界的向往。

爱玛的悲剧在于她读了伏尔泰、夏多布里昂、司各特、巴尔扎克、乔治·桑……

这些书给她的生命打开了和其他农妇不同的维度，却也给她带来了无限的痛苦。

爱玛是孤独的，她的世界无人理解，爱她的父亲、丈夫，村里的神甫，她的情人，全都不知道为什么她闷闷不乐，只会以为她病了。

作为个体的人，是任何人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感同身受”，每个个体都是独立自在的。

有限个体在大千世界中卓然独立，面对无限宇宙而生发出的情绪，是王勃的“兴尽悲来”，是海德格尔意义的“忧烦”与“无聊”。

当然，爱玛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她只把这种孤独和无聊归为环境、性别。她希望自己生个男孩，因为男人是自由自在的。

“他可以体验各种激情，周游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去尝一口远在天涯海角的幸福之果。”

而女人爱玛只能寄托于爱情，寄托于巴黎，而这种寄托终究是一场空。

有女孩子说觉得自己是包法利夫人，以为生命最不能承受的是平凡，不甘心跳了出来，结果身败名裂。

实际上，就算爱玛是个男人，也不会冲破她的困境；就算爱玛真的进入上流社会，过上了贵族生活，她也不会满足。

百年后，杰克·伦敦写就的《马丁·伊登》可以看成进入上流社会的男版爱玛的遭遇。

区别在于，马丁·伊登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受到认可的，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他看透了社会的虚无而吞枪的结局。

爱玛的悲剧并不是女人的悲剧，也不是时代的悲剧，而是人的悲剧。

叔本华认为悲剧有三种：第一种是恶人造成的悲剧，如《奥赛罗》中的坏人伊阿古，他的离间计导致奥赛罗杀死了妻子，可以说奥赛罗的悲剧就是由恶人伊阿古引起。

第二种悲剧是“盲目的命运”，就是人生中遭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如俄狄浦斯王因为神谕注定“杀父娶母”的悲剧。

第三种则是既没有恶人，也不因为盲目的命运，而是人们在环境中形成的必然，造成了人生的悲剧，这被王国维称之为“人生固有之故”。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就属于最后一种。

曾看到一个讨论，如果《红楼梦》里的女孩子们生活在现代会怎样？

多数人认为，生活在现代，王熙凤可以当CEO，薛宝钗也可以当官员、学者，林妹妹这个才女更有着无限可能。

这类的说法自然有道理，时代的局限永远是人物的悲剧因素之一，毕竟人是无法跳出时代的。

但仅仅是时代局限下的悲剧，并不能有永恒的魅力，既然时代进步就可避免，那么悲剧在另一个时代就不复存在了。

正如《红楼梦》这个“有情世界”之毁灭是在任何时代都是无可避免的，爱玛的悲剧又何尝不是“人生固有之故”呢？

即使在现代，爱玛向往的这些都不难实现，然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依然是现代人的梦魇。

“我”的人生是有限的，最终归于消亡，而世界又是一个无限生机、浪漫的世界。生而为人，哪怕有博古通今之略，经天纬地之才，依然要面对个体的有限性，《三国演义》中“多智近乎妖”的诸葛亮也无法完成匡扶汉室的事业。

所以《圣经》里耶稣拒绝了魔鬼的引诱，摒弃了财富、王权、地位，因为此岸世界中的一切都不足以消解个体的忧烦，唯有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期许值得寄托。

可在“上帝已死”的今天，面对生活的扁平化与人生意义的缺失，包法利夫人们又该何去何从？

图：电影《包法利夫人》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