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中短篇选42•

一个护士的故事

作者：[美]彼德·倍达
翻译：苏文林

玛丽·

麦克唐纳骨头里痛，但不是她自己非常熟悉的那种痛法，那是一种新的痛楚。玛丽坐在布斯-蒂斯特老年病中心三楼房间窗下一把大椅子里，想试试这病痛的来头。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脸苦相；对面窗外，了无生气的灰色天空慢慢地暗了下来，是晚上了。

玛丽知道那疼痛的来由。玛丽当了四十年的护士，她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完全明白疼痛来自何方，意味着什么。

“工会？”欧妮斯·巴纳卡说，“我加入工会干什么？”

“巴纳卡小姐，”玛丽说，坐在窗口的椅子里，望着她，“你觉得你就该挣那么多吗？”

巴纳卡小姐是位瘦弱、个性很强的黑人，二十五岁，高鼻梁，碎牙，二目有神，性格直爽，是一个月前才来到布斯-蒂斯特工作的。“这种地方付不起我该得的工资，”她说。

“他们当然希望你信以为真，巴纳卡小姐。我能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吗？”

“行吧。”

“他们付你多少钱，巴纳卡小姐？”

“这不关你的事。”

“每小时八块五。差不多吧，巴纳卡小姐？”

巴纳卡身穿白制服，脸色变得苍白。她停住脚步，手放在门把手上，双眼越过收拾得整齐一新的病床，望着坐在椅子里的玛丽。珍珠灰色的灯光照在椅子旁的助行器上。玛丽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膝盖上，双腿盖着金绿色的被子，脸色严肃。

死得安详。每个人都希望如此。

玛丽还记得，从打头一年当护士起，经过了整整四十年，一位叫做艾达·皮特森的娇小女人，脖子上靠近颈动脉的地方长了一个肿瘤。护士室里的呼叫铃响了，玛丽穿过大厅，打开门，一下子被什么热腾腾、湿乎乎的红色东西喷了一脸。

血，从皮特森夫人的气管切口、脖子溃烂的地方、鼻子和嘴中喷出。玛丽愣住了。她看到天花板、地板、床和墙上，到处都是血。

皮特森夫人要死得安详，死得体面，要丈夫守在面前死去。她要死得“自然”。现在，她的生命离她而去，她举起手擦抹着口鼻。她大睁着双眼，看着手上的鲜血。

艾达希望死得自然，要丈夫守在身边；她现在是有人守着，是玛丽在守着，一位她认识了刚刚五分钟的护士。

皮特森夫人那双蓝色眼睛充满了恐惧，牢牢地盯着玛丽足足有15分钟，直到鲜血流尽而死。她的手抓着玛丽的手。玛丽什么也没做。她得到的指示是让皮特森夫人自然地死去。

玛丽从来没见过动脉血。她还记得迈进皮特森夫人房间时贱到脸上的点点血迹。她真的不能相信，一个小女人会有这么多血。

“有人说你好像是个好护士，”欧妮斯说，为玛丽量着血压。

“我仍然是个好护士，”玛丽说。

“听说你帮助成立了工会，在医院那边？”

“谁告诉你的？”

“皮尔斯夫人。”

“是吗？”

“皮尔斯夫人说就是在那些日子里。”

“可能是吧。”

欧妮斯解下玛丽胳膊上的血压杯，“麦克唐纳夫人？”

“什么事？”

“那个工会——”欧妮斯犹豫着，看着地板。

“工会怎么了？”玛丽说。

“你觉得工会帮了你吗？”

布斯兰丁是一个小镇，人口不到九千，坐落在哈德逊河东岸连绵起伏的小山丘中，离纽约市50英里。在每一代人中，只要人们能记得起来，布斯和蒂斯勒一直是镇上的大户。布斯家族的先辈是镇子的创建者杰西亚·布斯，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商人，当地历史学家把他叫作约翰·杰克伯·艾斯特的小型翻版。蒂斯勒家族的先辈是克劳斯·蒂斯勒，是位海德尔堡移民，于1851年建了家银器厂。

“挺好的一个镇子，”住在布斯兰丁的人说。“是个养家糊口的好地方。”这也正是玛丽体会到的，人们问起这个地方时，她都是这样回答。

在每代人中，从人们能记得起的时候起，布斯家有人在镇上开了一家银行；蒂斯勒家有人开了家银器厂。镇子上还有一个电影院、一个犹太教堂和九个天主教堂。大部分死在布斯兰丁的人都是出生在那里的，好多人临死时都拉着玛丽的手。

噢，没有多少，玛丽想，咂了咂嘴。不是她没记数。干嘛要记数呢？

没有地方像布斯兰丁这里能愉快地生活一辈子的了。这里的空气新鲜，街道干净而安全。两家首户一直关心着市政和慈善事业。在布斯兰丁生了病，可以去社区医院；想娱乐，可以买张票去看艺术中心的最新表演。如果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可以安排自己住进老年病中心。

在有近50年历史的布斯-蒂斯勒社区大学，玛丽完成了护理学位。眼前，她坐在老年病中心三楼的窗下，望着朝着河水的院子里的樱桃树，一楼厨房飘上来煮过劲了的大头菜的香味，她觉得思维已经飘离而去，前后左右地飘乎不定，像只小鸟在茂密的树枝中跳来跳去。

“我从来没找过麻烦。”

这是1965年克拉雷斯在社区医院请她帮助成立工会时玛丽对他说的话。

“嗯，”克拉雷斯·汉特说，“你知道纽约市的护士挣多少钱？”

“我又不住在纽约，”玛丽说。

“你知道塔里镇护士挣多少钱？”

“我又不住在塔里镇。”

“离这里开车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好吧，他们塔里挣多少钱？”

克拉雷斯告诉了她。

“真的吗？”

“你能帮我吗？”克拉雷斯说。

“克拉雷斯，别烦我。”

“你觉得我在烦你吗？”

玛丽没有回答。

“有什么问题吗，玛丽？”

“我不太相信工会。”

“当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是你的信仰吗？”

玛丽咂了咂嘴。

“是你受的天主教教育在作怪，”克拉雷斯说。

“怎么回事？”

“玛丽，人们在左右你。他们让你向权贵屈服。”

这是真的，玛丽想。把我叫做软骨头。

“玛丽，你能帮我大忙。”

“我从来没惹过麻烦。”

“我不会挣大钱的。”

这是乔治·麦克唐纳好久以前跟她说的。

好吧，乔治，这一点你是说对了。

玛丽于1948年认识他时是21岁。她刚进医院参加工作，在急诊室当护士。

乔治27岁，在太平洋服役，他在珊瑚海打过仗，在中途岛也打过仗。

玛丽第一次见他时，乔治正帮他父亲往他姐姐在杰佛逊大街租的公寓楼上搬沙发。玛丽和他姐姐艾莉娜是朋友，他姐姐是医院护士。

他是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30英寸，长着鲜玉米色的头发，含着孩子般的开怀笑容。战争给他留下了一个6英寸长的伤疤，是在左胫骨上的一大块吓人的粉红色的大坑。

玛丽自己是个大块头的年轻女子，身上没有曲线。就是她正当二十几岁，她长得还是像从一块木头上刻下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像是从一块大木头上刻下来的一样。

我长得壮，不是胖。

他们第一次约会，乔治带玛丽去看电影，片名叫《坏小子白林达》。然后，他们去了主街上的柯里杰餐馆。玛丽吃了一客热奶冰淇淋。

乔治在布斯兰丁高中教书。他吹单簧管。他满足于此后一生在布斯兰丁教音乐和生活。

“我可能没有太大的野心，”他说。

第二次约会，乔治带玛丽去戴本内公园野餐。吃完午饭，他带她去划船。他们停在湖的最远处高高的树影下。吻我，玛丽想到。乔治却双手抱膝。

“我一辈子挣不了大钱，”他说。“我从来没太看重钱。”

“生活比钱更重要，”玛丽说。

第三次约会，乔治带玛丽去看电影，片名叫做《蛇塘》。电影结束时他问道，想不想去柯里杰吃冰淇淋？

“我不想吃冰淇淋，”玛丽说。“咱们去河边散步吧。”

她牵着他的手走在特里曼大街上，晚上很冷。他的手指像雪茄一样粗。

六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玛丽还记得他的手指抚摸时的感觉，搂着她。

39年在一起。3个孩子，现在全长大了，搬走了。他一生中没有别的女人；她一生中没有别的男人。

他在1988年得肾病死去。他是个从来不发脾气的男人；教儿子打鸡蛋，教女儿扔棒球的父亲；爱吹单簧管的小镇子上的音乐教师。

噢，乔治，我好想你。你想象不到的。也许你能。

“今天感觉如何，麦夫人？”赛鲍尔德医生说。他是个长着一张友善面孔的大块头，皮肤粉红，头发发红。他出气有股薄荷味。

“够好的了，汤姆。你呢？”

“很好，夫人。谢谢。”

“家里怎么样？”

“我妈砸断了脚趾。”

“砸断了脚趾？她怎么会呢？”

“保龄球。”

“保龄球砸的？”

“不是，咖啡杯砸的。她急忙跳开，可是跳得太慢了。”

“咱们可都没有以前跳得快了。”

“说的对，麦夫人。”

“转告她，希望她好些了。别忘了。”

四十年前，那时汤姆·赛鲍尔德还没出生，他母亲流产了两次。玛丽还记得劳拉·赛鲍尔德第二次流产后的眼神。她把那孩子抱了6个月，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月。孩子失去后，她的生命从眼睛里消失了；她走路也没劲了，整年满脸愁容地走在大街上。玛丽还记得一个星期六的夜里，劳拉因为吞下了家里所有的药片住了三天医院时看护她的情景。汤姆轻轻地把手放在玛丽的肩上。

“你真的感觉很好吗，麦夫人？”

一个咖啡杯。咖啡杯砸断了她的脚趾。

“汤姆，你认识我多少年了？”

“从记事时起。”

“能问个坦率的问题吗？”

“为啥不能，麦夫人。”

“想想我那吞噬到肝上去了的结肠癌，你能指望我能感觉有多好吗？”

夹肉面包。

如果今天是星期一，玛丽盘子里的那块灰褐色的片片一定是块夹肉面包。

“我想知道的是钱都哪去了，”卢西·海伍德说。“我们花钱。不像是没花。”

“我想知道的是，”潘妮·麦克说，“钱花光了，我们怎么办？”

“钱钱钱钱，”罗伊·克利格里说。“我要是正愁着没钱的时候，每天都有一块钱的话，那我可就发了。”

“我不爱吃夹肉面包，”芭芭拉·考林斯说。

“你没看报纸上说弗朗克·西纳特里吗？”卢西说。

“你不是不爱吃夹肉面包，”玛丽说。

“我不爱吃，”芭芭拉说，“我当然不爱吃。”

“综艺节目怎么了？”潘妮说，“还记得格里·莫尔吗？”

“格里·莫尔？”

“西纳特里。”

“你们见过迪公主的那些照片吗？”

“卡罗尔·伯纳特出什么事了？”

“你不是不爱吃夹肉面包，”玛丽说，腑身向着芭芭拉。“你是不爱活了。”

“我没，”芭芭拉说，拿着把叉子，叉尖上挑着一块浇了肉汁的夹肉面包。“我没不爱活。”

玛丽的奶奶也死在结肠癌。“也”这个字出现在玛丽的脑海里。她的奶奶死于1957年，也许是1958年。人活得太长，玛丽想到，就会忘事的。她还记得的年头是生那几个孩子的时候。

玛丽的父母带她奶奶去纽约市哥伦比亚教友会，找出名的医生开刀。玛丽还记得医生做完手术走进玛丽和父母等候着的房间时的脸色。

玛丽叹口气，坐在房间里窗户旁边。窗外院子里，一小股风搅动着樱桃树叶。今天天空发白。可怜的奶奶！那位出名的医生把她的腹腔打开，往里面看了看，又缝上了。他已经毫无办法。正好像9个月前，另一位医生把玛丽又缝上了一样。

我是个熟透了的瓜了。

在布斯-蒂斯勒，在奶奶最后的几天里，克拉雷斯是当白班的护士。玛丽还记得奶奶告诉她，克拉雷斯如何给她洗澡，给她梳头，和她说话。玛丽的奶奶是位长相一般、谈吐平常的女人，只念过8年书，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望，随遇而安。但是，那会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她有克拉雷斯当她的护士。

“这位女人是好人，”奶奶对玛丽说，克拉雷斯脸一下子红了。“这位女人是个福星。”

“这是我应该做的，”克拉雷斯说，为奶奶量着脉搏。

当夜一点，玛丽的奶奶死了，她一定要见家人。夜班护士打电话找玛丽的父母，他们带玛丽去了医院。

“克拉雷斯在哪儿？”玛丽奶奶问。“我要见克拉雷斯。”

“现在正是半夜，”玛丽说。“她早晨来上班。”

“我现在就要见她，”玛丽奶奶说，凶狠地望着玛丽，直到现在还记得。

玛丽给克拉雷斯打了电话，她清晨两点来到医院。三点钟，玛丽奶奶睡着了，大张着嘴。六点钟，她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死了。克拉雷斯帮助夜班护士洗尸体。她接着上早班。

“稍稍扎一下。”欧妮斯说，靠向前去。她把一支小针刺进玛丽手上的静脉。血流回针管。

“针打得不错，”玛丽说。

“给我讲讲罢工吧。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967年。”

“你干嘛要成立工会？”

“我没想。开始时没想。”

“那发生了什么事儿？”

克拉雷斯站在护士洗手间水池子旁哭了起来。那是1965年，玛丽奶奶死后10年。玛丽38岁；克拉雷斯比她大10岁。玛丽走到水池边，小心翼翼地把手搭在朋友的肩膀上。

“没事吧？”玛丽问。

“也许。”克拉雷斯擤着鼻子。“谢谢。”

玛丽等着。

“玛丽？”

“干啥？”

“他们逼得我发疯。他们逼得我累散架了。”

“他们逼我们大家，亲爱的。”

“可是我真要发疯了，玛丽。我和格伯柯夫人发了脾气，我差点儿和帕勒莫先生的儿子打了起来，我把赫沃德先生的止痛药忘得一乾二净。那可怜的人等了足足50分钟才吃上止痛药。”

“我们全都手忙脚乱的，克拉雷斯。大家都会出错的。”

“玛丽，我在护理20个病人。”

“我知道，亲爱的。”

“玛丽？”

“嗯？”

“你知道当护士有多难。”

“当然。”

“我怎么办，玛丽？我看不了20个病人。我不能。我实在看不过来。”

“你怎么样，玛丽？”

那是在1965年，在护士休息室，罗斯·沙利温问道。那是玛丽看见克拉雷斯在护士洗手间水池旁哭的几天以后。

还有三个星期，护士们就要投票表决是否成立工会。玛丽一直准备投否决票的。

“我想，我也许投赞成票，”玛丽说。

“你要投赞成票？”

“我想是的，也许。”

“我觉得你不相信工会。”

“我不相信。可是我想——噢，我不知道。我想我改主意了，也许。”

玛丽并没有想到人人会在乎她投什么票。不过要问起别的护士，会发现玛丽的观点会造成影响。

“听说玛丽投赞成票，”有的护士会说。

“真的？”

“我是听别人说的。”

“我觉得她不赞成工会。”

“她改变主意了。”

“真的？”

“是我听说的。”

投票临近了，潘·莱德在翻着一本《家庭圈》杂志。

“哎，没几天了，”欧妮斯说。

“什么？”潘说。

“麦克唐纳夫人，”欧妮斯说。

“可怜的女人，”潘说。

“她跟我讲了工会的事，在医院那边。”

“咱们这儿也需要，”潘说。

“你这么想吗？”

“你不这样认为吗？”

欧妮斯没有回答。潘翻着杂志。欧妮斯搅着咖啡。

“我知道一件事，”欧妮斯说。

潘抬起头，拂掉额头上一根头发。

“那工会现在已经帮不了她什么忙了，”欧妮斯说。

“能跳个舞吗？”

布莱德，她最小的孩子，弯腰向着玛丽，伸出了一只手。玛丽挣扎着站了起来。布莱德用左手握住她的右手。他的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腰背部。他们不太挪动脚步地跳着舞。

玛丽半睡半醒地坐在椅子里，想起了那次跳舞。

那是两个月前，在玛丽69岁生日上。三个孩子都回到布斯兰丁来了，带着全家人。

他们知道会出什么事。

小乔治再次提议带她去芝加哥。

“我想死在这儿，”玛丽说。

“可是，妈妈——”

“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

瘦长、没长结实的长胳膊小子，运动员，小乔治长成了一个诚实、不大声粗气地说话的男人，穿着褶褶巴巴的衣服。他是个律师，但是当然说服不了他的母亲，谁能呢？尽管他人高马大，步态优雅，他已经不修长了。他的脸发胖。他的肚子顶在皮带上。

“乔治，”两个月前在她的生日上玛丽说，“你要减肥了。”

“是的，妈妈，”乔治说，从他的眼神中她可以看出来，看着她快死了，心里多么伤心。

噢，乔治，对不起，我又在唠叨了。但是真的，你应该减肥。

简从波斯顿回来了，带着她的两个小女儿，长得娇小美丽无比却烦躁不安。怎么好指责她们呢？她们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要硬拉着她们来看奶奶。

“简，你太累了。”

三年前，简酗酒。她现在戒了——也许。可是她现在咬手指甲，还抽烟。

简，你真以为我没看出来吗？

布莱德从大老远的西雅图回来了，他在那工作十几年了。大家又为他那次打电话的故事哈哈大笑起来。当时他在电话里告诉父母他在做什么工作。

“微软？”玛丽说。

“微软，妈妈。”

“你不能在IBM找个工作吗？”

“妈妈，我在为贝尔·盖茨工作。”

“贝尔什么？”

布莱德讲着那故事，玛丽的脸颊泛起了红晕。

“快看妈妈！看她的脸！”

布莱德，我的孩子。那次你奋力跑着，撞向晾衣绳，头割破了，我抱着你，爹爹开车送我们去急诊室——我知道你不记得了，可是没有人会像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那样爱你。

“说我说的够多的了，欧妮斯。讲讲你自己吧。”

“我生在弗吉尼亚州，里泽曼德市，”欧妮斯说。“我爸爸人不好。是妈妈把我带大的。”

屋外，三只黑鸟飞向河边。

“我不愿说起我家里的事，麦克唐纳夫人。”

“好吧，你不是非说不可的。”

两天后，欧妮斯为玛丽擦背，旧话重提。擦身酒精的味道弄得玛丽昏昏欲睡。阴暗的天空下起了牛毛细雨。

“我妈妈——她坐牢呢。”

“噢？”

“她有个男朋友，叫杰赛罗，一喝醉酒就打她。所以，大约6年前，杰赛罗给抓了起来，她把他保释出来。但是，后来，等他回到家，她把他杀了。”

“噢！”

“法院判她无期。我想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那她干嘛保他出来？”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她买了把手枪。她保他出来杀他。”

“嗯。”

“她押在新新。开车只用30分钟。我每个星期天都去看她。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事吗？”

“什么事？”

“新新。建在一个叫做欧新新的镇子上。以前我不知道。”

玛丽感觉到欧妮斯的手指在背上擦着。

“她是个好女人，我妈妈。但是她做错了事。我知道的。”

玛丽感觉到欧妮斯的手指在她肩胛骨上。

“杰赛罗那家伙，他把她逼得太狠了。”

乔治也会为她擦背，再擦前胸，然后——哎，结婚为了什么？

“我妈妈，她只有39岁。她生我时才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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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橄榄球划着漂亮的螺旋，在和现在外边一样的九月份的灰色天空中飞行了40码，落到了捕手的手中，他头转得正是时候，反应得正是时候，抓到球，冲入终点区。

那是1967年的冬天。老乔治投球，老沃伦·布斯捕球，布斯兰丁橄榄球队得了县城冠军，日子过得再好不过了。

只是发生了罢工。

罢工在九月份开始，护士成立工会两年后。

护士要求什么？这是《布斯兰丁报》记者理查德·迪尔向罢工委员会头目克拉雷斯·汉特提出的问题。克拉雷斯告诉了他。

钱。

工作保证。

有人说，是为了决定有关雇员水平的问题。

不，不，不。那是管理层说的。所以，一生中以及罢工前后除了投票支持共和党，没有投过任何票的玛丽也身不由己地参加了纠察队。

执行董事罗沙修女是位身材矮小、不说废话的女人，表现突出，大步穿行在社区医院的各个大厅间，向灰尘、垃圾和混乱宣战，鼓励护士和护士助理们努力工作，使医生工作按部就班，查找效率不佳之处，并予以改正；向问题进攻，促进改革。

“迪尔先生，”罢工开始后，她第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护士都不错，我们所有的雇员都不错；但是，我们不能让雇员自己定工资。我们不能让雇员自己决定雇用条款和条件。我们不能让雇员决定职员的定员。”

想到这里，玛丽叹了口气。

噢，罗沙修女，我多么敬佩你！我多么不愿意做惹你生气的事。我是多么希望你真的喜欢我。我多么想听到你说，“干得不错，玛丽……干得漂亮，玛丽。”

“迪尔先生，管理层不能逃避责任。”

罢工的五年前，玛丽和罗沙修女一起搞了一个项目，改善放射科的病人排表工作，职员们收集并评价治疗时间资料。然后，罗沙修女为复杂的治疗工作制定了一种办法。更加灵活的排表付诸实施。结果：病人等待时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医生和医院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后来，玛丽采用从罗沙修女那里学来的经验，在化疗科改进了病人的排表。

“迪尔先生，管理层必须进行管理。”

感恩节前一周，户外，天气极坏。户内，暖气吱吱作响。欧妮斯端着一个小白杯给玛丽送来了一小白片药。

“感恩节回家过吗，麦克唐纳夫人？”

“不。”玛丽吞下药片。“我太累了。”

“家里来人吗？”

“我过生日的时候来。这就够了。你呢，欧妮斯？”

“想带小女儿去见我母亲。”欧妮斯有个女儿，三岁，白天送托。

“很好。”玛丽望着欧妮斯，欧妮斯一边看着表，一边查玛丽的脉搏。玛丽感到了欧妮斯手指的压力——感觉良好。

你是个好护士，欧妮斯，但是两年的学位不够啊。你还应该回学校去念书。现在就去，趁着年轻。

玛丽在心里说着，但没有说出口。玛丽和欧妮斯常谈起欧妮斯的未来，可今天玛丽不想说话。

“我刚照了张相。”欧妮斯打开钱包，拿出照片，拿着给玛丽看。照片是个双眼炯炯有神的小女孩，扎着两根小辫子，骑在泰勒药店外的机械摇马上。

“她爹爹有消息了。”

“是吗？”

“他失业了，在圣地亚哥。问我能不能寄点钱给他。”

欧妮斯盯着小女儿的照片。

“他这个人，”欧妮斯说，摇着头。“他这个人需要移植大脑。”

六个月，护士们在医院外面举着纠察牌。20名护士组成纠察线，每天，直到深夜。玛丽还记得人们看着她们时的表情。表情友好，表情含有敌意，表情好奇。她还记得她打着的牌子：“团结就是胜利”。

医院雇了一个专门与罢工斗争的公司。公司火速派来了没入工会的护士。在纠察线上，玛丽唱道：“工会要失败，真是气煞人。”

在布斯兰丁，人们支持她们。在PTA会议上米利·特利沃对玛丽说，“玛丽，你让我吃惊。”儿子听乔治上单簧管课的铅管工卡尔·阿瑟说，“麦克唐纳夫人，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姑娘们怎么能放下病人上街。”在一次电视采访中，玛丽一直喜欢的一位女人查利尔·赫格斯，她丈夫为玛丽和乔治办理过退税，说，“你要是问我，我会说，这是一场暴动。但愿不要死人。那些女人应该感到羞耻。”

小镇子上连接人们的交际网要比大城市的紧密得多。在布斯兰丁，准备在当地报纸上为玛丽写讣告的人是在1967年报道过护士罢工的那个记者的儿子。

理查德·迪尔，那个当父亲的，在老年病中心和玛丽住在同一层。每个星期，理查德看到玛丽每次走出房间，脚步越来越无力`，看到她出来得越来越少，看到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暗淡。

看着玛丽在慢慢逝去，理查德回想起，三十年前，她还是个坚强的女人的时候，举着纠察牌。他回想起，她二十年前护理过他那刚开过刀的妻子。

罗杰·迪尔，那个当儿子的，有时去看他父亲时，见到玛丽拄着助行器，便朝她那个方向亲密地点下头，但是他不记得1967年的护士罢工，因为罢工发生时，他才三岁。罗杰在六岁时，也不记得玛丽的女儿伊丽沙白是他们夏令营的一名管理员。他十二岁时记得母亲开刀，但护理母亲的护士一个也没记住。

“挺好的一个男孩，”玛丽看到罗杰时想，尽管他陪父亲在大厅里走动时，她只是点点头。玛丽记得罗杰在12岁上是个皮包骨的孩子，拿着橄榄球头盔，来医院看他母亲。那个可怜的女人。她叫什么来着？杰妮弗。墨西西比一个叫做米斯特雷托的镇子来的人。玛丽教她如何照料开刀后要用的结肠开口袋。

罢工两个月后，医院撤销了对工会的承认。

“撤销承认？”玛丽对克拉雷斯·汉特说。“他们怎么能这样？”

“他们没有权力这样做，”克拉雷斯说。“除非他们把那些非工会护士永久雇下来取代我们。”

“罗沙修女不会这么干的。”

实际上，这正是罗沙修女干的事。

“咱们怎么办？”玛丽问克拉雷斯。

“咱们进行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护士们在医院外面打纠察牌。

第二阶段：护士们把斗争开到山前公路上去。

干嘛上山前公路？因为那是董事长沃伦·布斯和妻子儿女住的地方。

玛丽记得沃伦刮得净净的宽脸，紧皱着的眉头，从房子里走下路来，面对罢工者。她记得他说话的腔调，他的眼神，他下巴一上一下的动作，以及他转身沿着车道大步走回房子里的样子。

小乔治说：“可是，妈妈，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我是四分后卫，小沃伦是我的最佳捕手。”

在1967年的布斯兰丁，公办学校实在太好了，镇子上的富人家的儿子以及乔治和玛丽的儿子可以进同一个学校，在一个橄榄球队打球。

“妈妈，沃伦是我的队友。”

“是的，乔治，我理解。但是，在我工作的天地里——好吧，简单地说，沃伦的父亲不是我的队友。”

弗朗克·吉福特。

“如果有一天弗朗克·吉福特来到镇子上，”乔治常说，“我得把玛丽关在家里不让她见他。”

是阿，乔治，这回你说对了。

玛丽和巨人队。认得玛丽的人都知道她热恋着巨人队。

她是个懂球的球迷。广播员一说道巨人队进入“预防防线”，玛丽就会喊：“不能！不能预防！哪儿都行，就是不能回防！”她见的太多了，巨人队一进预防线就会输球。

她的另一大爱好是啤酒，越黑越好。“我受不了那马尿色啤酒，”她常对人说。有一回她发现了吉尼斯牌啤酒，再也不喝别的了。

真的。现在就可以喝一杯。

她不喜欢比赛。她不喜欢旅游。她没有任何爱好。她真正喜欢的是——护理。

这也是真的。我从第一天起就喜欢上那工作了。

她了解只有护士才了解的事情。如果你闻到病人排尿袋里有难闻的味道，倒袋子时应往里面加上10毫升过氧化氢。如果鼻饲管堵住了，用开味可乐冲洗。要洗净患者眼睛或嘴边上的油性油漆，用矿泉水，别用松节油。

乔治和玛丽的左邻右舍很少给医生打电话。人们先打电话找玛丽，再由玛丽告诉他们怎么办。

“这么说他们雇了长期顶替护士了，”欧妮斯说。“那下步呢？”

“该记住的一条是，”玛丽说，“布斯-蒂斯勒是医院链条上的一环。并且那是一座当真的天主教医院。这就是为什么修女要开那医院。”

“谁开医院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也许正是关键所在。”

大部分罢工护士也是天主教徒。她们不只在医院外面设纠察线。她们还祈祷：

给我们今天要吃的面包吧，

饶恕我们的罪过，

就像我们饶恕了冒犯了我们的人一样。

她们还念道：

团结就是力量，

分散就要饿饭！

她们还唱道：

昨晚我梦见了杰·希尔，

和你我一样地活着……。

布斯兰丁和周围地方那几天的电视里转播护士罢工，她们放低纠察牌，低头祈祷着。几年后，人们一提起那次还记得的罢工，就会想起站在医院外面路旁祈祷着的护士。

“如果医院不是由修女命令修建的话，”玛丽对欧妮斯说，“我想我们输定了。但是我们正中那些修女的要害。我们在呼唤她们的良知。”

仁慈的修女——人们是这样称呼修女的。有人查阅了她们的使命宣言。宣言说，她们要和穷人、弱者、被驱逐者以及年老体弱者团结在一起。

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玛丽脸冻得发紧，吐着热气，高声朗读着修女的使命宣言，电视摄像机转动着。

接着，比沃莉·威尔斯顿开始禁食。她是一名护士，从前当过修女，五英尺高，整洁而热情，长着一双雪亮的蓝眼睛，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她禁食三十三天，双眼越发明亮，脸上的肉松懈了下来。别的护士也参加禁食来支持她，一般都是二十四小时或者四十八小时。电视摄像机一直开着。

“我进行禁食是为了使这次罢工引起高层人士的重视，”比沃莉说。她的眼神正像油画像的眼神，是殉难圣人的目光。

别的罢工者求她停止禁食，可是比沃莉只是动了动干枯的嘴唇作为回答。

“能够代表纠察队的妇女们，”比沃莉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和骄傲。”

一队摄影记者从纽约赶来了。一家全国新闻网报道了这个故事。那天夜里，成百上千万人知道了布斯兰丁护士罢工的消息。比沃莉躺在当地教堂的地下室床上喃喃着她一生的信仰。老沃伦来到医院，召开紧急董事会，拒绝发表评论。他的面容憔悴而迷惑。

第二天，据后来发表的报纸报道说，一位陌生人来到了布斯兰丁。三天后，罢工结束了。

“陌生人？”欧妮斯说。

“主教的密使，”玛丽说。

“他干了些什么？”

“他为罗沙修女带来了口信。”

“是主教的口信吗？”

“是的。”

“后来呢？”

“谈判又开始了，只是气氛变了。”

欧妮斯靠在玛丽房间的窗台上。窗口射进来的冬季里的阳光照得她的皮肤闪闪发光。玛丽舒适地坐在床上讲着故事，背后垫着两个枕头。

“这么说，你们胜利了。”欧妮斯说。

“非工会护士解雇了，”玛丽说。“参加罢工的护士又重新聘用了。撤销承认工会的活动停止了。”

“你们如愿以偿地增加工资了吗？”

“没有。工资只增加了一半。不过我们还得到了为病人争取的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药房和外科增加了职员。签了合同后三年里，有人负责我们要求进行的看护工作。”

三万美元——这就是玛格利特修女算出来的社区医院购买便宜的外科手套省出来的钱。玛格利特修女善长材料管理，使得和她一起工作的每一个人惊叹不已。这功夫是玛格利特在她的良师和前辈罗沙修女眼皮底下多年辛勤工作磨练出来的，她在1984年从罗沙修女手中接过来执行董事的职务。

玛格利特修女打开留言机，想把有关外科手套的事记录下来。这时，西利亚修女悄悄地走进办公室来，手里拿着送给玛格利特修女文件箱的最新一摞报纸和报告。西利亚修女眼中含着一些神色——一种想说话的光亮——使得玛格利特修女抬起疑问的双眼望着她。

“玛丽·麦克唐纳今天早晨去世了，”西利亚修女说。

“啊。”玛格利特修女口中说出的这个字仿佛一声叹息。玛丽三天前从老年病中心转到医院来时，玛格利特修女觉得她已经快不行了。现在，玛格利特修女想起玛丽的念头和再看一下肥皂价格的想法混在了一起。

玛格利特修女望着西利亚修女说的话只有一句：“一个好护士……一个真他妈不错的护士。”加重语气说出的“真他妈的”这个词几近放肆。玛格利特想起了护士工会和67年的罢工以及主教派密使来布斯兰丁后那几天里罗沙修女的脸色。“当然，”玛格利特修女说，“我们不是一类人。”

罗杰·迪尔，坐在他那《布斯兰丁报》老式办公室里的老式办公桌后面，喝了一大口咖啡，慢慢品着味道，慢慢品味着胃里的温暖，接着又打起字：“玛丽·麦克唐纳于12月16日在护理之家去世。享年69岁。”

罗杰闭上了双眼。他睁开眼时，双手又飞快地打道：“麦克唐纳夫人毕业于社区学院，在社区医院任护士多年……。”

罗杰又闭上了双眼。布斯兰丁每周都有没名气的人死去，罗杰都要为这事写上三五段。那并不是使他讨厌的工作，可也不是什么令人兴奋或鼓舞人心的差事。对于他从未谋面的一名护士，他能写出多少东西呢？

“麦克唐纳夫人留下三个孩子……。”

罗杰憋回去一个呵欠，想着儿子钢琴教师的双腿。即使喝着咖啡，他还是觉得手放在键盘上时，不打瞌睡是不容易的。桌上的计算机轻轻地哼哼着，他脑子里千篇一律的字句也成形了。

从特利门德和主街交叉路口上这座坚固的石头建筑，布斯兰丁储备和信贷银行顶层小沃伦的办公室望去，哈德逊河水泛着蓝光，向南流去；河对岸，是新泽西的田野和草地。尽管几小时前刚下过雨，天还是放亮了。沃伦的目光停在河上，上方是光亮闪烁的中午的蓝天。

沃伦的办公桌上摊开着《布斯兰丁报》。望着窗外的河水，这位镇子上银行巨头心情陷入莫名的烦闷之中。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还记得他正准备参加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场橄榄球赛，护士们在他家房子外面拉起了纠察线。

那些天里，对于沃伦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布斯兰丁橄榄球队更重要的了。乔治·麦克唐纳是球队的四分卫。沃伦是队里的第一捕手。球队本身就名声在外——每个人都记得是最好的。然而，沃伦记得，1967年的冬天既痛苦又困惑，一帮护士，包括乔治的母亲，使得沃伦的父亲日子非常难过。为什么？为什么？

沃伦狠狠地叹了口气，在椅子里扭动着。他不但继承了他父亲一生中的地位，还继承了对于市政和业务的态度。放肆！那些女人太放肆了。她们管理过什么大企业没有？她们了解世界贸易吗？

沃伦脸上现出了一丝狞笑。他没有想起他本人从来没有管理过大企业这个事实。那些女人弄得他父亲像个吝啬鬼；还有那些记者，那些该死的记者——算了，最好别提记者了。

沃伦深深地吸了口气。他会向芝加哥的乔治寄个吊唁卡的。是的，他会这样做的。见鬼，他该去参加葬礼。干嘛不去呢？去参加葬礼。向她致敬。见见老乔治……。和老乔治谈话？他们互相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互相可能说些什么呢？

叹着气，沃伦靠到椅背上，望着天花板，闭上了眼睛。他的脸色像一个落难人的脸。他长久地闭着眼睛。

别提葬礼了。寄张卡片吧。

离欧妮斯住着的那栋小红砖楼两个街区远，有一个公园。里面有秋千和滑板，还有一个丛林体育场。即使是在冬天，天气好时公园里还是挤满了孩子。听着那孩童们在呼喊，望着那双双小脚在飞奔跳跃，这真是个在布斯兰丁所能找到的一个快乐去处。这个公园，就是在玛丽死后那一天，欧妮斯带着她的三岁女儿去的地方。

那是个星期六，天气晴朗而寒冷，天空完全雪白。欧妮斯带着女儿打秋千，后来坐在一把离别的母亲远远的绿色的木椅子里，女儿在沙箱里玩着。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母亲坐到欧妮斯身边来。两个女人说了会话，接着又坐下来谈了半个小时。后来，欧妮斯说：

“凯莉，你知道咱们需要什么吗？”

“什么？”

“工会。”

“工会？咱们要工会干什么？”

“你觉得他们付你的是你该得的那么多吗？”

“欧妮斯，你中什么邪了？”

“没有。”

“那个女人给你洗了脑了。”

“没人给我洗脑。”

“你会给咱们带来麻烦的，欧妮斯。”

“咱们已经有麻烦了。”

“我可没。我没有麻烦。”

“那只是你一厢情愿。”

欧妮斯冲着沙箱里穿着红色大夹克的小女孩喊道：

“考利塔，宝贝，还有五分钟。”

“妈咪，不！”

“五分钟，考利塔。”

坐在欧妮斯边上那个凳子上的女人两手抱胸。她穿件银灰色外套，围着一个桔黄色的围巾。欧妮斯穿了件腥红色外套，围着个白色围巾。

“我从来没找过麻烦，”那女人说。“我一生中学会了一件事，欧妮斯。你在自找麻烦，你会明白的。”

欧妮斯没做声。太阳钻进了云层。一股凉风吹过。

一个月前，欧妮斯回忆道，她问过玛丽，工会是否确实帮过她的忙。那老女人想了半天，说，“说实话，工会有长处也有短处。跟大部分事物一样。”欧妮斯请她说说那长处和短处。“以后再说吧，”老女人说。“我这会儿太累了。”

只是那话题再也没提起过，所以现在欧妮斯不知道玛丽会说些什么。

“考利塔！宝贝！”欧妮斯叫道。

“可是，妈咪！”

“该走了，甜心。”

那孩子张开嘴仿佛要哭了，顿了顿，闭上了嘴，站起身来，伸出了她的手臂，蹒跚着朝欧妮斯走来。

“回家吧，心肝。妈咪累了。”

桑提诺殡仪馆。尼克·桑提诺和亨利·奥毕特在收拾玛丽的遗体，准备送她去最后的安息地。

“这个人是我不愿在这儿看到的，”尼克说。

“噢？”

“玛丽·麦克唐纳。”

“你认识她？”

“一个护士。照看过我妈妈，当她快死了的时候。”

玛丽的遗体躺在陶瓷防腐台上，盖着张单子。尼克停了一会儿，看着那死去的女人。她双眼闭着，皮肤多皱，苍白，嘴唇弯曲着。一根白线头，半英寸长，掉在脸上，在左眼下方。尼克拿掉了线头。

尼克和亨利用热水和肥皂液清洗玛丽的遗体。他们清理了玛丽的指甲。尼克用针头在颈静脉上抽出了玛丽遗体中的血液。

亨利在遗体的鼻孔中插入棉团，把鼻子撑直。尼克把嘴缝合好。

一台机器把防腐液打进玛丽的遗体。液体流进玛丽的手中后，尼克把双手合放在胸前。他在手指间涂上胶水，把它们贴在一起。

尼克停了停，望着玛丽的脸。冰箱在屋子的一角哼哼着。

“这位女人照顾过我妈妈，”尼克说，低头看着她。“她照顾我妈妈，就好像是照顾她自己的妈妈一样。”

尼克嘘声赶走一只在玛丽脸颊上打转的苍蝇。他用戴着手套的手触摸着玛丽的头发。他看着亨利。

“这个女人为我妈妈洗脚，”尼克说，突然加重了语气。“这个女人为我妈妈用牙刷洗脚趾。”

玛丽，在她最后一天的晚些时候，像个淘了一天气的孩子一样睡着了。她的眼睛闭着，她的手向后歪着，她的嘴唇张着，她的呼吸平稳，尽管不太有力。

有一次，护士供应室的一位中年妇女走进屋来，关上了身后的门。她的脸上露着平和的表情，两手卡着腰，低头望着睡眠中的玛丽。玛丽的眼睛睁开了。

“罗沙修女，你来太好了。”

“没什么，亲爱的。你好吗？”

“恐怕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太久了。”

“不要害怕。”

“不，我不害怕。”

“他们给你止痛药了吗，玛丽？”

“噢，对了。感谢上帝的吗啡。”

“我会的。”

玛丽想了一会儿，她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然后，她让那思想释放出来。

“罗沙修女？”

“我在。”

“当你死的时候，等你死了以后，你希望——怎样？”

“我是不可以谈论这事的，亲爱的。”

“不能，我想不能。”

玛丽又闭上了眼睛。她的眼睛闭了好长时间。她又睁开眼睛时，屋里的光线好象变了。

“罗沙修女？”

“在，亲爱的。”

“你不介意抓着我的手吗？”

“当然不介意，亲爱的。”

罗沙修女把手放在玛丽的手上。那护士的手热乎乎的——比玛丽的手热，也许。玛丽又闭上了眼睛，可是几乎一下子又睁开了。

“我心里有些事，罗沙修女。”

“什么事，亲爱的？”

“那次罢工——你还记得罢工吗？”

“当然，亲爱的。”

“希望你没误会吧？”

“误会，亲爱的？”

“那不是冲着你的，罗沙修女。希望你理解这一点。”

“我理解，亲爱的。”

“但是，护士们——我们不能让事情继续按老样子走下去。”

“我理解，亲爱的。”

“我们不能倒地死去。”

“当然，亲爱的。我理解。”

“你理解？”

“玛丽，你斗争了，我很高兴。”

“是吗？”

“工人们没法不斗争。”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整个社会依靠这个。”

“我拿不准，罗沙修女。”

“可是，我拿得准。”

房门响了，可是没人。罗沙修女向门望去，接着又回头看着玛丽。

“你想见乔治吗？”罗沙修女说。

“他来了吗？”

“他就在门外。”

“我能见他吗？”

“当然。”

玛丽闭上了眼睛。她又睁开眼睛时，屋里的光线变了。罗沙修女走了，可是乔治并没有来。一位穿着白制服的女人站在床边，量着玛丽的脉搏。玛丽感觉到了她手指在手腕上的压力。

“我想见乔治，”玛丽说。

“乔治？”

床脚那，有人在说话：“那是她的丈夫。我的父亲。”

“简？”

“我就在这儿，妈妈。”

“太好了。你来了，我真高兴，简。”

“我也是。”

“布拉德？”

玛丽胡涂了。护士松开了她的手腕。

玛丽向床的另一侧看去。布拉德在那儿，穿着海军制服，还有小乔治，穿着褶巴的套装，手伸向饼干袋。

“你睡得挺香，”布拉德说。

乔治说，“我就在这儿，妈妈。我们大家都在这儿陪着你。”

玛丽看着他。他的肚皮顶着皮带。

“你要减肥了，乔治。”

“是的，妈妈。我知道。”

“答应我。”

乔治把手从饼开袋里抽出来，没拿饼开。

“我答应你，妈妈。”

我控制不了自己，乔治。妈妈的妈妈都这样，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可是，她自己的乔治在哪儿呢？罗沙修女说他来了呀。

玛丽大声说，“我不吃冰淇淋。咱们去河边散步吧。”

穿白制服的女人走出房间去。玛丽的孩子们相互轻声说着话。玛丽听了一会儿，双眼紧闭着。她能听到声音，但是话语从她耳边遛过。她睁开眼睛时，她的丈夫站在床边。他的笑容使得玛丽真想起身，伸手搂住他的脖子。他年轻高大，他的头发是鲜玉米色，他的手指像雪茄那样粗，他的单簧管拿在手中。

[字数:15,000]

苏文林译自：PeterBaida:《ANurse’sStory》(FirstPrize),《Prize

Stories1999–TheO.HenryAwards》,

ANCHORBOOKS,1999,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