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社会型动物，然而畅游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却也可充盈自在乐趣。那里是远离喧嚣专于本我独属自身的旷野，也是投入一心热忱梦想事业的珍贵温床。
回首20世纪，一个专属空间蕴含意义更显深远。其价值深度不仅限各阶层生活状态，更包含不同阶级与性别倾轧及思维的各式冲突；其远度则漫延据今至往后久矣，历史长河中每一小步都是一种存续进步。
弗吉尼亚·伍尔夫正是来自对立与冲突的时代。并非源于底部阶级，也不出自贵族阶层，其思虑与远视却已超时代历史局限。
初品本书，并未觉得在“读”，反更像是“聆听”。那不是高台后独自一人的陈述，而是走下神坛坐于怀揣梦想的人间，以眼神与情感更亲近地交互表达。
对于“女性与小说”的宏大话题，伍尔夫女士认为其“可以是女性与女性的形象，可以是女性与女性创作的小说，可以是女性和描写女性的小说，又或者是三种意义缺一不可。”而至此她却并未继述，反跳脱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众人引向另一思考：一个人如何得出自身观点及其背后可能出现的想法、偏见及谎言？她建议“不仅去听人们说的话，还有背后的杂音和暗流”，在其局限、偏见与偏好的综合思辨中得出自己的批判性结论。
有了这样的思维基础，话题拉回“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伍尔夫女士以自身经验为例：“我发现自己正飞快穿越一片草坪，一个男人拦住我说，只有研究员和学者能走这里，石子路才是我应该走的地方。这些想法发生在一瞬间，草坪走起来比石子路更舒服，但我不走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另一件事异曲同工：“……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想法让我不知不觉擅闯了禁地。但只要看看手稿，看看哪些修改是迁就风格，哪些修改是为了合乎情理，这个问题就真相大白了…”
似乎无论走草坪或是石子路，都可以到达目的地。大部分人也认为放弃草坪转向石子路得不到什么却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倘若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舍弃”遍及各个领域与层面呢？
她还提到：“泥瓦匠在小教堂屋顶上忙活了那么多年，那些国王、女王和贵族扛来那么多袋金币银币，一铲子一铲子埋进土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资本家们的支票和债券取代了过去的金块儿。那些学校地下埋了那么多钱，可我们这所学校，这些华丽的红砖和花园里疯长的野草下面埋了什么呢？我们吃饭用的这些简陋餐具，这些牛肉、奶黄和梅干，背后又有怎样一股力量？”“…相信我，10年来我花了大部分时间观察320多所小学，发现我们的民主都是空谈。其实英国的穷孩子就像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很难实现心智的解放和自由，更难催生出伟大的文字来。”
那么是否继续走石子路呢？或是在些微却逐步逼近的倾轧间将行走石子路的权利也一并让出？显然一味避退并不为上策。
而除特权所致的各领域不平衡，伍尔夫女士继而指出当时社会另一尖锐的不平等问题——性别对立。“在那个年代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女性根本没法挣钱，就算她们能挣到钱，法律也没有赋予她们持有自己财产的权利。此前几个世纪里，女人的财产属于自己的丈夫。一定是受这种观念影响，我们母亲一辈在自己的事情上犯了严重错误：她们通常会想，挣钱的事还是交给男人去做吧。因此毫无疑问，能从平地之上盖起一堵墙来，已经是她们所能做到的极限。……如果所有翻覆，假设成真，那么现实的一切也都会被改写……”
不得不承认，那些无理智的批评，其实是建立在对自己的灰心丧气和无力之上的，对特定群体的限制也是如此。伍尔夫女士所处年代对女性的制约也令很多光华被迫隐匿。因此涉及女性与写作，她进一步分析：“那些权威，他们说小说必须尊重事实，事实越可信小说就越好。”“…但有时因为相关事实极度缺乏，我们无从知晓任何细节、任何确切和翔实的素材。男女不平等、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婚姻现实、个人才华、道德高点以及微不足道的交换利诱…等等的一切都在拉扯着那个年代(甚或所有年代)的女性。”“世间万物的阻碍中，伟大的诗人悲惨死去，这是他们沉重的吟唱。而对女性来说这种阻碍更会无限放大……”
对于这些内外并存的阻碍，她也在思考：“我问自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幻想？比如暮色中散发着暗淡灯光的房子，到了早上9点便呈现出脏兮兮的模样。到底哪一种是真实，哪一种是幻象？”
伍尔夫女士尽可能客观思辨以求于混乱中寻得真理。她认为既然小说与现实生活有一定关联，它的价值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而女性价值观与男性价值观显然不同，而这些价值观必然会从生活渗透进小说中。
那时大部分女性形象是通过另一性别视角呈现并只出现在与另一性别的关系之间。男性对女性了解非常有限且偏颇，捕捉那些不曾被描述的动作、没说出口或只说了一半的话语像影子一样不易察觉，小说中女性形象便更显枯燥单调。
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对一切没有明显动机的事情都表示怀疑，习惯了压抑、遮掩与仓皇而逃。有时这样的价值观会使其偏离正轨，受到外界影响或因他人观点而动摇自身观念，从而使其将私人情感强加给读者使书的核心产生瑕疵。后来女性作家朴素的写作风格已有所改变，阅读与批判拓展了其视野与深度，书写自己的冲动也已平息，她们才开始把写作当成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表达。
而无论以何种视角出发，伟大的心灵是雌雄同体的。比起单一性别头脑，雌雄同体的思维方式更倾向于不做区分。其更易于共鸣渗透，情感传递起来没有障碍，天生富有创造力、热情与完整性。只有实现这种融合，心灵才能得到充分营养发挥全部能力。
莎士比亚不特别关注或单独讨论性别问题，便是大脑高度发达的特征之一，要实现这一点非常困难。那些不同性别、不同品质之间的斗争，对自己优越性的强调和对他人劣性的贬低，都是人类发展的小学阶段。在此阶段人被分为不同派别，一个派别打压另一派别，且最终可以走上台，从校长手中接过华丽奖杯。而人们成熟之后，便不会再相信什么派别、校长和奖杯。
人必须组合出全新的东西，让新的和旧的才能融合，还要保持整体上无限复杂和精细的平衡，才能获得新的突破。哪怕最简单的话题也能产生不同观点以新的养分滋润干涸的思想。那些派别或性别间的争斗压制与同化便更显荒诞可笑。世界大而丰富，各种性别都有其不完善之处，只一味强调其中一者似乎不得而行。如果女性像男性一样写作，像男性一样生活，甚至长得也像男性一样，那会有一万种可惜……
但对女性作者而言，伍尔夫女士特别强调，在作品中发牢骚是致命的，哪怕一丁点儿也不行。敏感加剧不幸，人与人间的关系引发心中矛盾对立情绪、生活与不是生活的某种东西发生冲突、个人偏见产生的巨大影响……任何带有意识偏见的文字都注定消亡，因为它没法在他人心灵中继续成长。
“诗歌与任何作品的诞生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对于自己性别的针对性思考是任何一个写作者的致命伤。不是因为身体是女性或男性，就代表只能用此性别模式思考。艺术创作需要大脑中的男性与女性先达成某种合作，两种对立元素必须紧密结合，作家大脑必须完全放开，同时那颗心必须没有杂质阻碍，没有展现任何抱怨恼怒和憎恶，完整表达作品，保持自己心的炽热与自由。人的思维不断进步同时也是无界限的，能够激发出各种各样思想的写作才是参透了永恒真谛。
无论特权或是性别对立，抑或是其它层出不穷的问题，伍尔夫女士这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既象征物质的独立，又承载着精神的丰盈。
对此她有自己的愿景：“我渴望有突破极限的视野，让我看到繁华世界，看到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城镇和地区。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跟更多同类人往来，结识更多不同性格的人。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我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而每个小说家最梦想的状态，莫过于人们能够心潮澎湃，怀着某种特别的心情阅读自己的作品。伍尔夫女士也最了解这种心情：“请大家去读、去写各种各样的书，不管书的主题多大或多小，都不要犹豫。去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节流之中。希望你们都能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
“我让你们去挣钱，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让你们去面对现实。那种生活一定充满活力，不管能否表达出来。你会发现缺少机会、训练、鼓励、时间和金钱这些借口已经不好用了。就算有人能明确某种才能在当下的价值，价值标准也会变化。100年过后可能一切都面目全非，女性将不再是被保护的性别，那些曾将她们拒之门外的活动和劳动会向她们敞开大门。我相信那些从未写下一字的诗人还活着，她们活在你我之中，活在许多其她女性心中。她们今晚不在这儿，而是在刷洗碗筷，哄孩子睡觉。但她们还活着，伟大的诗人是永恒的存在。”
面对现实，总有人永不放弃尝试。即便蛮荒的野猿时代，物竞天择下的每一小步也都不是荒费与枉然。正如伍尔夫女士所倡导的：“我请大家一定记住，你们肩负着怎样的重任？你们对未来又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勇于写下心中所想，通过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现实的关系看人，从事物本身看一切人和真实世界的联系。我想那个机会就要到来，它就在你们手中。只要我们努力，它就会到来。无论多么贫困和默默无闻，我们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若有追求，就去想，去做，去尝试。一心跨越自己的栏杆，无论哭笑与否，不要停下。尽管做自己该做的，实现自己与那个独属空间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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