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改革已逾40年，那么发端和开启就从＂三农＂。受农村改革的启示，才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改革和企业改革。中国社会深层矛盾潜藏于农村，表现在农业，承受直接结果的是农民。
20个1号文件，把＂三农＂从基础地位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可见认识层面是有的，但是客观上过一段时间＂三农＂就成为社会发展＂快车＂的拖累，需要回过头去拽一把。而40年真正有效的改革只有两次，这两次都是在不改不行了的困局中被迫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税费改革。这两次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
从一平二调、一大二公、农业支援工业、工农产品剪刀差，到＂少取、多予、放活＂，是一次次重要的观念跨跃，中间却经历了几十年。约30％的投入水平，概括出一个＂广覆盖低水平＂的基本线。
有感于今年1号文件布局的乡村振兴战略，自然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有期待，这个目标一定是在中国社会的全面振兴中。从另一个语境看，城乡二元治理、土地产权、土壤污染、农药残留、种子安全及至粮食安全、转基因作物认知、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及留守儿童、老人的生存状况、农民利益的保护，等等，必然是乡村振兴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三农＂状况反映出执政者的执政理想和执政水平。放眼世界，＂三农＂问题解决好了，社会也就真正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