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这第一个故事到底该写什么。往日的经历在这二十个年头里如白驹过隙，每每静坐都会回忆二三，可真切的当我想要把这些故事描述出来的时候，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唯一确定的是，我想写一篇关于我和我父亲的故事，这个念头最始出现在去年年底。记不起具体是为什么了，总是觉得，我的这个父亲，养育了我的二十年以及他类似我这二十多年的二十多年，都足够我去思量。
譬如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林海音女士的《爸爸的花儿落了》。虽然于我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普通俗人，也很想要在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之前，拟一个好标题。显然，我失败了，我觉得即使古板，但没有比“父亲”二字更能表达我的观点了。
江南吴语，非遗青普。从小就喊“爸爸”，“大大”，在外人面前也是“我老爸”，“我个大大”诸如此类的叫法。可又何时叫过一次“我父亲”。自然，这里不提稍微显得有些文雅古老的叫法———家父。
今年正月，偶然知道我家的祖籍是在安庆潜山，移民到青阳。可惜没有机会见到爷爷不辞远劳修好的族谱。不然也好知道祖上有哪些世族官僚。
确切的说，是青阳的某一个小乡的某一个小村的某一个小队。父亲年轻的时候便学了手艺外出打工，那个年代的青年少年，要么在家乡做生意要么外出打工。自然还是打工的偏多，要么北上要么东进，学手艺自然是手工业，应该与轻工业的深圳和重工业的东北没多大关系。
写此文章之时，唯觉得遗憾的是我对我出生之前父亲与母亲在外打工辛苦劳作的这段故事知之甚少。只是知道，父亲去过北京，去过青岛，坐过绿皮火车，睡过车站铺盖。种种辛苦，又何尝是我三言两语能够说尽。
父母外出，我自然便是留守儿童，可我是万万不愿意用留守儿童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的，倒显得太过凄惨。我自以为我的童年虽然没有父亲母亲的长陪久伴，但也不似电视新闻里的那些山区孩子那样可怜。每每暑假，去到父亲工作的“大城市”。大城市，是因为那时候的我真的是没见过世面，在一个庙前街都是大城市的孩子眼里，终于对大城市有了直观的定义。
因为太小，记忆模糊不清。那年在温州，隐约记得的是父亲将我送到一家幼儿园。也不知道是遗传了谁的脾气，可能就是天生不适应新环境，这一点，恐怕和我的父亲大相径庭。我特别不适应那个幼儿园，中午老师给一排排坐好的孩子盛稀饭，我没吃几口就反胃想吐，大家都在玩都在看电视动画，我就坐在边上哭。
我现在也不理解当时为啥不适应，只记得不多久我就没在那个幼儿园了。其他的记忆，就散了。那就是我对在温州打工的父亲的记忆，父亲在我眼里是模糊的。
父母那会儿都是每逢春节，才会回来一次，正月初十左右便又踏上远程。而我是个特别喜欢黏着母亲的孩子。自然没什么不好意思说，每每父亲母亲要准备远行，我都会哭。确切的说，快要到母亲远行的那几日，我都会哭。而对于父亲，似乎并没有多大的黏和爱;反而，很怕。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水一般温柔的爱在我母亲身上体现的一览无遗。山一般的爱，莫不是严苛以待，凶恶以示？
记得有次父亲母亲带我去外婆家:外婆家虽说不远，但是却在大山里面。小时候从圣泉寺的石头路爬山去，给我的错觉都是外婆家好远好远。也不知是人大了路就变短了，还是人没变路没变，现在却觉得并没有那么远。以至于还有一段徒步下山上山走到街上和同学赴约的故事。
话说回来，母亲在外婆家的主厅和连接厨房小路的拐弯处整理收回来的衣服，我闲着无聊便跑去闹闹。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玩耍了，父亲却把我提到了后面一间不住人的空房间了，关上门，我便乖乖老实了。那时候父亲在我眼里是个严厉的。
父亲后来去了杭州。那些年头，我大约是在读二三年级。好像那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所有农村孩子那些年头玩的，闹的，自然都有我的份儿。每年暑假我都会坐长途车到杭州去。
杭州的记忆比温州要真切得多，应该说真实得多，总是记得些事情了。父亲工作的老厂区并不繁华。感觉像是在一个小镇子上，住的地方都不是员工宿舍而是当地的一家住户的出租房。原先实在一个约摸五十平不到的水泥房里，后来搬到了房东楼房的二楼。那时候，每每一去杭州就跟走亲戚没什么两样，姑姑，舅舅，父亲母亲，一大家子人都在一起上班，现在想想，倒也是很热闹。
住的地方，离火车道很近。每天都能看到火车经过，无聊的时候便数着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经过的大多是货列车，最多的有二十节车厢，通常见到的都是数到十八节。
父亲就在这样的地方上班，隐约记得这时候是个车间主任。应该有点人气了吧。我说有点人气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我与外婆不小心将要门钥匙锁到的门里面急着找到工厂的保安报了父亲的姓名。不多久，父亲便从厂里面出来了，给我们打开了房门。那时候就在想了，总是有点名气的了，不然报姓名，是不好使的。
工作很辛苦，白天大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看电视。自然也有玩的小伙伴，同去的家乡人也会在暑假将自己的孩子接去，自然玩起来也不生分。只是，大多时候，还是一个人自娱自乐的。小孩子，看看动画片数数火车节，足以解闷。不像现在，总是需要手机上网，相比现在，那时候也实在觉得自己玩的少了。
爸爸也是个很有童心的人，后来他都会买自己小时候没玩过的弹弓来打鸟。后话不提。那时候父亲会买那种小霸王学习机一样的插卡游戏机给我玩，现在想来，那时候游戏机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玩的物件。毕竟，每每用“手枪”打正在飞的鸭子我都比不过他。
“爸爸和你是什么关系？”
“打游戏关系。”
打游戏关系。这个又来无数次被父亲用来调侃的对话，我也不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说的。可能在那时的眼里，父亲除了是严厉的，也是爱玩的。能陪我一起打游戏，那打游戏关系，自然是成立的。
辗转几年，父亲工作的厂搬迁了。搬到了一个相对于前者来说算是比较繁华一点的地方。我对这部分的记忆，则是最清晰了，清晰到地址为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开发区宏鸿路353号。那个钱塘超市和二楼的网吧，作为未成年我只进去过一次;那个当时的夜市，我最爱吃小炸的里脊肉;名叫红垦的后街我还去那里买过菜，一点都不懂的我买回来一斤辣椒也是不容易的;至于新华书店，时代超市(现在叫乐天玛特，没错就是韩国的那个乐天)等等，都是我童年的记忆。
这时候就不是暑假来玩两个月的故事了。工作可能稍显安定了，父亲把我接过来在当地的一家民工子弟学校读书，友谊学校。民工子弟，顾名思义就是外地来这边打工的孩子们上的学校。记得宣传册上还说校长从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把学校建大建好。记得这个是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夸张的修辞手法觉得不可能有巴掌大的地方。还说学校骗人呢。
学校确实很大，早上在马路边等校车接去学校，傍晚排队上校车一个个送回原地。这就是作为民工子弟学生的一天。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以至于除了几张照片，现在根本没有这些小伙伴的消息。等于是一场旧梦遗忘，或者说，那时候的一段学生经历，完全就是一厢情愿的想待在母亲身边的过场戏。因为是学生总是要念书的，是念书就得在学校，是学校都是要考试，是考试总是要交差。
那时候每周两天假都会有个周末的情况表，表上有周末的作业，并且要父母签字的。自作聪明的我不以为意，不就是签字么？有个字就行了，于是我便越俎代庖的签下了我父亲的名字。回忆总是记得事情的高潮却容易忽略事情的起因发展。父亲后来知道了我代替他签名，大发雷霆。扬言质问我是不是我爸死了我才代替签名？
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会生这么大的气。也只有他这样生气，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一件看起来是小事但是也是很严重的错误。
当然，这也是后话，但是还是继续不以为意，不就签个名么？至于么？那时候，觉得父亲是小题大做看我不顺眼的。
2017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