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生于荆江秭归，对于楚国核心统治区域的荆襄，及其拥有的荆楚文化，表示较大的怀疑与反感，只因这里尸位素餐、蝇营狗苟的贵族太多了。我发现，相比故土荆楚文化，他更钟情于其流放地的湖湘文化，将原始野性的武陵、巴陵民间文化，当作是楚国初始而理想的文化形态，当作是复兴楚国的文化依据与根基，而不仅仅因为湘北为其长期流放地，形成个人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在《九歌》里歌颂了沅湘神话体系，在《天问》《离骚》里反思了中原神话体系，而表达渴慕神女之爱时，提及的是北方宓妃，且憎恶其淫荡（结合屈原笔下的美人多指楚怀王，有些人认为屈原具有厌女症倾向）。屈原在作品里没有提到炎帝神农架树为屋、尝百草药，帝女瑶姬化草、精卫填海等诸多荆江神话故事。我认为，女娃游泳淹死的“东海”，应该是云梦泽前身的“云梦海”，位于古蜀海的巴山以东，而大禹劈开夔门后，东海的概念逐渐东移。有些学者依据《北山经》的记载，将东海理解为太行以东，而这是认同《国语》里关于炎帝、黄帝同一娘胎的说法。事实上炎帝是南方部落首领，黄帝是北方部落首领，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阪泉之战，北方文明开始南侵。同为帝女，瑶姬化草的故事见于《山海经》的《中山经》，且言明姑媱山在少室山之西很远的地方。屈原学生宋玉热爱荆江本土神话，在《高唐赋》《神女赋》里，歌颂了巫山神女瑶姬妖冶魅惑、自荐枕席的神话故事。有些人认为“宋玉恃才者，凭虚构高唐”，而瑶姬实乃楚国云梦巫山高禖神与《山海经》姑媱山帝女糅合而成。高禖即“郊禖”，一种延续至战国时还流行的男女郊外野合的婚配风尚。那么这里的神女尽管能够朝云暮雨，但只能称作“高唐神女”。事实上，高唐、巫山皆在云梦海西面，姑媱山在云梦海北面，只是与传统说法里云梦海北端的荆山、大洪山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据此可以认为，战国《山海经》在成书时，参考了春秋《国语》的某些说法，而《国语》本身是漏洞百出的。事实上，一些古代学者将高唐、姑媱山合并至“巫山”中。
有些人将屈原所歌颂的山鬼，说成是瑶姬的早期形象。比如郭沫若认为“於”通“巫”，“於山间”（其实应简化为“于”字）即“巫山间”，否则“於”字涉嫌多余，而此说竟然征服了后世很多学者。殊不知《山鬼》里“山之上”里的“之”字，“而在下”里的“而”字，皆涉嫌多余。而且《东君》里的“以东行”，“以”字亦涉嫌多余。战国时期，将“於”当作地名的，是《史记·楚世家》里提及“商於之地”，乃秦楚交界的於中，在今南阳。战国时期，三峡之巫山其实早有其名。宋玉《高唐赋》里早有巫山之名：“妾，巫山之女也”，“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战国策·秦一》：“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楚世家》亦云：“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南朝鲍彪注曰：“在南郡巫”。元代吴师道补注曰：“夔州巫山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载：“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早视之，果如其言，故为立庙，号朝云焉。”此即今之三峡中的巫山，并无“於山”别称的记载。我认为山鬼更接近《庄子·逍遥游》里的藐姑山神女，冰清玉洁，自由自在，而非《山海经·中山经》里的“窑姐”瑶姬，类似希腊神话女巫岛上的喀耳刻，以歌声魅惑于舟人。后世亦有巫山神女瑶姬的圣洁化和再创造，言明其帮助大禹治水，劈开三峡，言明其为贤惠妻子，站在山顶石化为望夫石。舒婷的诗歌《神女峰》，正如基于望夫石传说的现代反思，认为不应将女性形象刻板化，殊不知神女峰实乃阳具之喻也。
而且，山鬼、河伯是一对神巫之爱的恋人，娱人自娱，两两成对，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他俩均应属于相对完整的沅湘神话体系。这是“组歌”成组的重要依据，绝不是南腔北调的“大杂烩”。山鬼所居住的山，应该是沅湘武陵山，而非西蜀巫山。严格说来，河伯冯夷是黄河水神，其配偶是洛神宓妃。《楚辞·天问》和《竹书纪年》，皆记载夏朝河伯与后羿争斗，且与洛神具有婚姻关系，而从《史记》所载“河伯娶妇”习俗来看，河伯具有暴虐淫邪的一面。按照《搜神记》里《冯夷为河伯》的说法，“天帝”随便找了一个横渡黄河而淹死的人做了河伯，反正冯夷溺亡于黄河，必定是黄河的克星。大约夏商周的统治者喜欢河伯这种暴虐淫邪的品性，一直供奉起来，且在春秋战国时期，自北方遍及南方，是各诸侯国祭祀的神祗之一。比如《搜神记》里有《河伯招婿》，讲述吴郡余杭县上湖的故事，河伯居于西湖底，将女儿嫁给一个醉酒后睡在湖里的奇人。实际上，中国古代神话中最早被称为水神的人是共工、伯益。共工是炎帝后裔，怒触天柱不周山（昆仑山），使得长江、黄河向东奔流，沿途滋润万物。《列子·汤问》云：“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但是《尚书·尧典》记载，尧帝不满于共工传人阳奉阴违、嚣张跋扈，“流共工于幽州”，还与驩兜、三苗、鲧一起列为“四大恶人”。伯益是舜帝的大臣，协助大禹治水，其配偶是舜帝之女姚氏；等禹帝驾崩后，他与其子夏启争天下，为夏启所杀，因此失去了水神的地位。商周之前的神话时代，如果说河神河伯主黄河，那么其实还有江神奇相主长江。《广雅·释天》云：“江神谓之奇相。”东晋庾仲雍《江记》云：“奇相，帝女也，卒为江神。”这里的帝女，是指古蜀山震蒙氏部落酋长之女（震蒙氏或非神农氏附庸，被黄帝由黄河一带迁徙于此），窃取黄帝的玄珠，用于修炼，事发恐惧，自沉长江，遂化为江神，马头龙身，得名奇相，被后世封为广源王。东晋郭璞《江赋》又云：“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协灵爽于湘娥。”这里的湘娥又称湘灵，即舜帝二妃娥皇和女英，亦可理解为屈原笔下的湘夫人，因奇相之力，获得了半个江神、洞庭湖神的地位。如此说来，西蜀、楚地一带的江神庙、江渎庙，供奉的应为奇相，包括白帝城江神、秭归江渎庙、橘子洲江神庙。洞庭湖湘妃祠，主要用于祭祀湘妃，在屈原《九歌》《离骚》中，并未被视为沅湘之神、江神，也即楚地河流的保护神。《史记·始皇本纪》云：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湘山树，赭其山。”秦始皇焚毁的是楚地的女鬼，而不是楚地的江神，因为得罪了江神之类的地方保护神，只会招致巨大的洪涝灾害，并不利于帝国统治秩序的维护。由此可见，湘夫人并非被视为江神，郭璞的愿意是奇相位居楚地江神，跟湘妃有着工作和感情的来往。在河伯之后，天吴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水神、海神。《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大约因为吴国被越国所灭，天吴的形象逐渐与东海龙王合并，失去了水神的地位。《搜神记》里《河伯招婿》，显示秦汉以后的吴郡供奉河伯。《论衡》记载此后的吴郡亦供奉伍子胥为水神：“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有资料显示，吴郡亦供奉东海龙王为水神。南宋蒋捷《贺新郎·吴江》云：“浪涌孤亭起，是当年、蓬莱顶上，海风飘坠。帝遣江神长守护，八柱蛟龙缠尾。”
从《天问》《远游》来看，屈原早已知晓河伯的配偶是北方的洛神，不是南方的山鬼，而且这两部作品皆有南北文化交融的特点，文化地理视域直指“周朝”“九州”，而不是“故国”“楚地”。但是暴虐淫邪的河伯贪恋少女美色，从这层面来看，河伯与山鬼依然算是一对神巫之爱的恋人，只是在文化地域上，两人不甚绝配。再不济，水神与山神并在一起，也算是一对重要关联体，正如东君与云中君，大司命与少司命。事实上，秦汉以后的各地水神趋于多元化，据我统计，有供奉河伯的，有供奉奇相的，有供奉地方山神的，有供奉龙王的，有供奉真武大帝的（脚踏龟蛇，抵御水患），有供奉二郎神的（身居灌口，攘除水灾），有供奉哪吒的（哪吒闹海，降伏恶龙）。比如始建于唐代、重修于元代的三晋洪洞水神庙，里面供奉的是明应王，实为霍山山神的长子，因为古代有在高山祈雨的习俗，顺便将水神与山神混同了。《宋会要辑稿》霍山神祠条目云：“霍山神阳侯长子在赵城县，徽宗崇宁五年十二月，赐庙额明应。”最难得的是，洪洞水神庙是“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供奉水神的庙宇”，里面有十三幅壁画，除了官吏祈雨、水神行雨、水神享受各种帝王级生活的壁画，还有一幅演剧酬神的壁画，也即《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图》，跟三晋地区尚存的八座元代戏台一起，是研究金元杂剧的第一手影像资料、文物资料。金庸《射雕英雄传》里，杨铁心流落到金国中都大兴府（也即燕京），沿街卖艺，巧遇失散多年的包惜弱，受到阻扰，栖身于破败的水神庙，其中必定供奉明应王。南宋以后，沅湘地区才有了自己的洞庭水神杨泗，是一个斩杀孽龙的少年将军，跟降服虎豹的少女山鬼更像是一对情侣。而且，杨泗后来逐渐成为长江水神，在黄河中下游也得到普遍的崇拜和祭祀，逐渐取代了河伯的水神地位。《九歌》中《河伯》的存在，其实是黄河文化南侵的结果，担《九歌》在整体的文化信仰和习俗上，依旧是沅湘地区的。随后，我查阅著名学者林河的《<九歌>与沅湘民俗》，发现此书亦可部分印证我的感觉，而且此书的观点更加激烈，认为山鬼其实是沅湘地区的山妖野人，只是在傩舞里作少女之状，戴着傩舞面具，幻化为美艳少女，娱人自娱。如此看来，《九歌》亦对《聊斋志异》“妖魔的人化”产生影响。比如狐妖婴宁酷似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我怀疑屈原的早期创作除了《橘颂》外，还应有一些作品，大肆歌颂荆襄、江汉之间的事物，可惜后来被销毁或者亡佚了，而这只是我的猜测，缺乏实际的文献可以印证。其销毁者可能是屈原自己，不愿见到自己美化故土的部分，也可能是楚国官民，更喜欢屈原满腹牢骚、指桑骂槐的部分。班固《离骚》赞序称：“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可以理解为，屈原的“怒书骚辞”惹恼了楚国高层，号召国人集体封杀屈原，待其死后，大肆焚书，而等到楚国为秦所灭，人们终于认识到屈原是伟大的先知，到处搜集其“怒书骚辞”，自动过滤掉了其早年赞美楚国山川的“虚假”部分。1977年，楚国故土的淮右阜阳，西汉初年夏侯婴之子的坟墓被发掘，发现《离骚》和《涉江》的残简。浪漫主义作家一般喜欢歌颂自己的故乡，将其美化为“诗意故乡”“文化故乡”，比如蜀山之于李白，彭泽之于陶渊明，襄汉之于孟浩然，昌谷之于李贺，湘西之于沈从文，皖西之于海子。然而，我们看不到屈原此类的《橘颂》之外的早期创作，其价值取向掠过“恋乡”，直接转向“厌乡”。《九章》是屈原不同时期作品的集束，主要是后期的，愁绪满怀，被誉为“小离骚”。其中《橘颂》提及三峡柑橘的物产，《抽思》提及汉北、北山、北姑的地名，《涉江》提及鄂渚的地名，《哀郢》提及郢都。篇外的《渔父》提及沧浪，一般指汉水上游，《卜居》提及蓍草，具有楚国巫文化特点。《惜往日》此类题目本应写得极其温馨，至少如同鲁迅的《朝花夕拾》，却流露出深切的怨恨情绪。也即是说，屈原憎恶故乡夷陵人、郢都人，只因众多宵小之徒盘踞于楚王的周身，自己的周身，合力排挤嘲弄，以致他产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狷幻觉。《离骚》云：“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一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怀沙》云：“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这两段话显得很自信，很自大，也显得很有杀伤力，可能会将整个楚国人都得罪了，更不消说大王和权贵。据说，屈原死后，被葬于巴陵汨罗山，有疑冢十二座，为其闻讯而至的家属所建，以防被大王和权贵掘坟鞭尸，足见屈原生前生后所遭受的巨大迫害，以及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那些“争宠而心害其能”的人，如楚顷襄王、子椒、靳尚、子兰、郑袖等人，还有自己并不欣赏的文学侍臣宋玉（两人互不提及），都是荆襄一带的人，都是荆蛮人，都是在人性上具有致命缺陷的人。他的“美政思想”正是力图从制度层面挽救楚国的举措，可惜因“人之祸”而无法得到大力推行。他将自己写得最优美最深情的诗篇《九歌》《九章·涉江》，留给了沅湘地区，而《离骚》中最优美最深情的段落，写得极其普泛而抽象。他在《涉江》中所欣赏的荆楚人，一是文人接舆，不满于朝政，只能佯狂，隐身于民间，还凤歌笑孔丘，一是武将伍子胥，父兄为昏君所害，投靠吴国，起兵复仇，屠城郢都。屈原乃一介文人，却不能跟接舆一样随波逐流，与世同醉，更不能跟伍子胥一样背叛祖国，荼毒生灵，似乎只能清醒着并痛苦着，被逼发疯，直至投江而死。
屈原原本楚国权力核心人物，在“亲齐派”与“亲秦派”的剧烈斗争落败，两次外放汉北，两次流放沅湘，被贬时间长达23年，成为“郢都当权派”嘲笑的对象，忌讳被提及，以至于长期隐逸无闻，湮没于历史长河。尤其是楚顷襄王执政，任其在沅湘流浪，永不还朝，甚至可能命史官篡改历史，抹去屈原的功绩和痕迹。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将屈原的政见和功绩吹捧得很高，然而在《楚世家》的历史大事记里，只在“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一处，提及屈原的名字，而在其他的历史节点，代之以谋士陈轸、大臣昭雎，而这些与《屈原列传》所载事迹多有相悖。因此，后来有些人怀疑那所提一笔亦乃某人故意改入，甚至怀疑《屈原列传》亦系伪造。事实上，《战国策》《竹书纪年》等战国时期的史料，乃至同时代的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吕不韦等诸子百家的书籍，都没有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宋玉在《九辩》里对屈原《离骚》有所借鉴，但只字不提“屈原老师”的名字与事迹。与宋玉几近同龄的春申君，为楚国晚期的著名政治家，政治主张接近屈原，促成合纵拒秦，但其一生与屈原无交集，只字不提屈原的政治影响。这件事便颇为奇怪，令人纳闷。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正文里也没有记载“政治改革家”屈原的任何言论和事迹，主要因为囿于史料记载，不敢乱说。面对“屈原否定论”，司马光在《五哀诗·屈平》中，私下相信屈原是真实存在的：“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销寒渚，忠魂换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项羽、刘邦的崛起，使楚人的地位急剧上升。到了汉代，上层统治者多来自楚国故地，好楚音，喜楚辞，屈原的事迹才被零星地发掘出来。《汉书·地理志》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最早对屈原的思想和为人作出评价的是贾谊，担任大中大夫，推行政治改革，遭到权贵诬陷，为汉文帝疏远。被贬长沙王太傅后，他写了《吊屈原》：“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因为被贬沅湘之间，他开始接触到这里有关屈原的传说和诗歌，一怔见血指出屈原是被小人陷害的，是被历史埋没的。封地为楚国北部的淮南国的刘安，因有感于自己大材小用，备受压抑，也自比屈原，积极宣传屈原。他撰写了一些楚辞体的诗歌作品，在《淮南子》中对屈原的诗句多有借鉴、化用，甚至提出“尊《骚》为经”，跟《诗经》享受同等待遇。班固在《离骚序》中说：“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污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此推动下，到了西汉末年，楚元王刘交后裔刘向开始搜集、整理、编辑楚国屈原等人的作品，定为《楚辞》一书，共计16篇，而东汉荆江南郡人王逸为该书作注，加入自己的一篇楚辞体作品，结为《楚辞章句》一书。至此，《离骚》已然成为儒家经典。
可以想见，中国古代目录学鼻祖刘向所能搜集到的屈原作品，几乎皆其“怒书骚辞”，因为疆域于战国七雄最广的楚国最终一败涂地的“耻辱历史”，自动过滤掉了屈原早年赞美楚国山川的“虚假”部分，其“充满负能量”的“怒书骚辞”才是烈火真金。为时代所抛弃，为未来而写作，长期沉没于历史，被后世奉为经典，如此之大宗师，屈原第一，陶渊明第二。其实苏轼被列入“元佑党人碑”时，所有作品遭到封杀、焚毁，尤其是书画部分传世者不足十分之一，而《诗经》《庄子》《竹书纪年》《徐霞客游记》《红楼梦》《浮生六记》，皆以删减本、残缺本传世。《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西周以前的典籍，在《周易》《尚书》《山海经》流行以后，全散佚了。从文化符号学上看，与陶渊明“田园牧歌”不同，屈原表征着郁郁不得志、饱受社会践踏、只能以死抗拒的这样一种人：善良、正直、贤能，心怀治国良策，却遭到贵族们、小人们的合力构陷、打压，被贬到社会底层，从而默默无闻，甚至被黑化得一无是处。除了楚国的压制，应该还有秦朝的“焚书”。《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刘知几《史通·采撰》云：“丘明聚楚《杌》等列国史籍，混成一録。”可以理解为，孔子鲁国《春秋》兴而其他诸侯史书亡，因为后世对春秋时期历史的认识，基本是通过《左氏春秋》的。《国语》一书私货、妄断者多，不足信矣。到了战国时期，六国诸侯史书被毁更严重，唯有西汉刘向编订《战国策》一书，而原稿散佚。《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战国魏国的史书，可惜严重残缺。春秋时期楚国的官修《梼杌》没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官修史书没了。体现纵横家思想的《战国策》的《楚策》，没有“政治改革家”屈原的任何言论。楚国史官大约将其删除或者替换了，正如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寻秦记》中的项少龙，其历史功绩最后被“清零”了。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
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有感于自己因敢于讲真话而惨遭腐刑的耻辱遭遇，决心大写特写《屈原列传》时，才发现能够搜集到手的有关史料极少，而且模棱两可。鉴于此，司马迁在下笔时有些将信将疑，前后矛盾，因此不顾事件与情节的不足、断裂，以议论、抒情代叙述，充足至一定字数，凑成一篇奇文，而此种历史抒情文，于《史记》诸多列传里实属罕见。他喜欢《离骚》，倾慕屈原，谓之“与日月争光”，为之强行作传，亦因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坚定意志，与屈原类同。关于屈原的妻子、子女的名字，以及他们在屈原死后的去向，正史里没有记录，而野史里众说纷纭，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可以猜测，他们都隐姓埋名，避往他乡，因为整个楚国没人欢迎他们。到了现代，有人怀疑战国时期并无屈原此人，乃司马迁或刘安所虚构的人物，或者说，屈原在楚国、战国时期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都很小，并非朝野爱戴的名人，无论是作为纵横家，还是作为文学家。很大程度上，他是朝野合谋“社死”的，因此宋玉不敢提及他，其他人更是三缄其口，任其明灭。郭沫若话剧《屈原》里，屈原被靳尚、郑袖等人设局陷害，被楚王逐出宫廷，突然陷入迷失与疯狂，而郢都群众得知他魂魄离散，赶紧扎茅草人为之招魂。我认为郢都群众绝对会服从楚王、上官大夫等高层权威的评价，会认为屈原是好色之徒、奸佞小人，只会合力贬斥他，“网暴”他，绝不会为之招魂。这也是他晚年意图“以湘蛮代荆蛮”、开启“民族文化换血工程”、进行“文化招魂”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等到楚国衰败，奸佞当道，郢都沦陷，最终亡国，人们最终才会明白屈原的正直、贤能、伟大，才会在其投江自杀的五月初五，驾驶龙舟寻找其不朽尸身，运用竞赛展示国殇军魂，既为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招魂，也为湘蛮的尚武精神招魂。这便是中国人的人性与人情。那些死亡比活着的意义更大的人，就是“天选之子”。我憎恶过家乡，憎恶过乡亲，但是比屈原怀念故土，愿意致力于宣扬故乡文化，以此作为人生之要义。
我还发现一个秘密，那些与鬼神、天道打交道的“中介人”，因为时常泄露天机，扰乱秩序，最后都会“缺一门”，在某个方面陷入极大的困境，留下终生遗憾。即必须在鳏、寡、孤、独、残中选择一样，方可修炼成功。或者说，必须犯有“五弊”（鳏、寡、孤、独、残）、“三缺”（钱、命、权）中的一项。这其实说明“鲁班术”“星相术”之类的“邪门歪道”，具有强烈的反噬反射作用，最终害人害己。古人其实早就发现，孔子是伟大教育家，拥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却没有教出一个好儿子，只能传道于弟子，并非儿子。深得孔子思想真传的颜回、子路，都过早去世了，而且没有留下后代。孟子跟孔子皆有一子，但皆为庸才。老子没有后代，最后骑牛远遁。庄子被妻子背叛，等到妻子死亡，鼓盆而歌，且没有后代。这便是“缺一门”。三闾大夫屈原其实是楚国大巫，利用《九歌》祭祀招魂，成为著名楚辞诗人，长期遭受打压和放逐，最后陷入迷狂，六十二岁投江自杀。蜀汉丞相诸葛亮多次使用奇门遁甲之术，还企图用“七星灯”为自己赎命，最后遭到无情的反噬，五十三岁命丧五丈原。刘伯温精通“象纬之学”，帮助建立大明王朝，还撰写著名的《烧饼歌》，对未来进行预测，最后急流勇退，还是莫名地死于胡惟庸之手，只活了六十四岁。孙悟空不是术士，但是偷吃了蟠桃园的长生蟠桃、兜率宫的长生仙丹，还到阴间销毁了自己和花果山猴群的生死簿，严重搅乱了生命秩序和统治秩序，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以示惩戒。取经途中，具有预测未来能力的六耳猕猴，假扮他的模样，组成新的取经团队，处处取而代之，给唐僧师徒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最后被孙悟空不顾如来的怜惜而残酷打死了。孙悟空在取经途中打死武功最高的妖怪，是处处假扮他的六耳猕猴，而放过了那些武功更高的妖怪，只能怪六耳猕猴知道的太多了。远见卓识、孤标傲世的屈原，跟庸庸碌碌、蝇营狗苟的楚国贵族格格不入，别如霄壤，便难怪其传世作品充斥着愤懑和咒骂，将自己喻为冲天的凤凰，将贵族们喻为跳跃的麻雀，难怪会被顷襄王和贵族们集体打压，销毁作品，删除功绩，让其“历史性死亡”。我们可以简称其为“史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