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行易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文化品牌研究中心）
【摘要】“涿鹿之战”古战场何在？所有记载这一故事的文献原典都没有指明具体地点。将其与河北涿鹿联系起来，只是后人根据次生地名的主观对接，并不反映古史真实情况。若定涿鹿之战发生在河北涿鹿，与诸多文献记载的黄帝行迹产生矛盾。本文通过对文献原典的重新解读，辅之以地名学、考古学材料，用多重证据证明涿鹿之战的发生地包括炎、黄、蚩三祖地望都在长江中游。
【关键词】涿鹿之战，炎帝，黄帝，蚩尤，铜绿山
“涿鹿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场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战争的双方是黄帝和炎帝、蚩尤，包括“阪泉之野”与“涿鹿之野”两次战役。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述，见于《逸周书》《山海经》《左传》《史记》《列子》等诸多典籍。长期以来，学界大都认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今河北涿鹿[1]，然而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据有关材料显示，这场战争发生在长江中游大冶铜绿山一带，其动因是为了争夺铜绿山的铜矿资源。因此，这场战争的性质便已不再是两个族群为了传统生业而展开的战争，而是铜器时代和石器时代的第一次文化大碰撞，它预示着我国青铜时代的到来，其意义十分重大。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长江中游铜矿资源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所起作用的进一步重视。
一、“蚩尤畔父，黄帝涉江”
以往在讨论“涿鹿之战”发生地时，论者一般都回避了以下4条材料：
1、黄帝有子曰蚩尤，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清华楚简·五纪》）
2、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3、[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4、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管子·地数篇》）
这4条材料是追溯“涿鹿之战”发生原因及战场所在的关键材料，回避它们是极不应该的。
清华楚简《五纪》成文于约公元前300年，是迄今为止所知的记述黄帝、蚩尤关系的最早文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抄成于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是迄今为止所知的记述“涿鹿之战”具体方位的最早文本。二者皆系出土文献，其证据效力毋庸多言。它们的出土，证实了《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先生所说的“蚩尤畔父，黄帝涉江”不虚，亦证明了《管子·地数篇》所说的蚩尤在葛卢、雍狐之山采铜制作五兵的传言可采信。
这4条材料互为印证，具有以下三方面意义：
（一）揭示了黄帝与蚩尤为“父子”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未必是父亲与亲生儿子的关系，但为父辈与子辈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再参读《国语·晋语四》所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路史·蚩尤传》所云：“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我们可以基本上肯定蚩尤为黄帝族子。族子亦是“子”，族父也是“父”，故而可言“黄帝有子曰蚩尤”“子弄父兵”“蚩尤畔父”。由此我们可知，炎、黄、蚩三祖在血缘世系上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是分属于三大集团[2]。
（二）表明了“涿鹿之战”的起因是“子弄父兵”。所谓“子弄父兵”，即年轻一代蔑视父权率先开创铜兵时代。据此，我们得以从新生力量与传统势力、新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冲突来解读这场战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划时代意义。虽然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蚩尤失败而告终，但他开创的青铜文明则为后世所继承。也正因为蚩尤越过父辈率先采铜作兵，中国历史才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三）锁定了这场战争的发生地是在长江以南。“蚩尤畔父，黄帝涉江”“黄帝南伐赤帝”——这种战场地点指向无歧义的叙事，令“涿鹿之战”发生在黄河流域今河北涿鹿的主流观点难以为继，从而促使我们对炎、黄、蚩时期中国历史的走势和中华文明的成长路径重新思考。
关于黄帝战蚩尤的具体位置，笔者认为是在以今湖北大冶铜绿山为中心的幕阜山北麓铜矿区。
首先，幕阜山北麓铜矿区的开采时间与炎、黄、蚩时代相契合。据陈树祥先生介绍，在阳新大路铺遗址第⑧层出土了3块石家河文化晚期冶炼遗物，经采用XＲF对其中2块标本进行分析，初步判定为冶铜烧流的炉壁和炼铜坩埚残块。在第⑦层后石家河文化堆积中，发现有铜矿石、废矿料、炉（炼）渣和青铜残片等冶炼遗物。经采用X射线荧光技术对一块青铜片进行无损成分检测，发现这块青铜残片是以锡、铅、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物，这标志着阳新大路铺遗址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已跨入青铜时代 [3]。从采矿冶铜到发明合金术铸造青铜，有一个漫长的技术积累过程，在理论上讲长江中游的冶铜活动会更早。事实上，经过郭静云、郭立新等专家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4]，传说中的炎、黄、蚩时代正好在这个时间段之中。
其次，从长江以南铜矿资源分布来看，只有湖北大冶铜绿山到江西瑞昌铜岭这一线山脉有大体量的地表铜存在，先民易于从那里发现铜、开采铜，故而蚩尤采铜作五兵引发涿鹿之战的原点必然是在那里。
第三，幕阜山北麓铜矿区有与《管子·地数篇》所述蚩尤采铜之山相同的山名。幕阜山南起湖南平江县，向东北延伸至江西九江庐山。《管子·地数篇》所说的“葛卢之山”，应即大冶铜绿山附近的鄂州“葛山”和九江瑞昌铜岭附近的“庐山”。“卢”与“庐”可通假，“葛卢之山”隋虞世南《北堂书钞》便作“葛庐山”。而“雍狐之山”则或指距大冶铜绿山不远的阳新大路铺遗址附近的“荣山”和九江瑞昌铜岭附近的德安“孤山”。荣、雍影母东部，双声叠韵可通。狐，匣母鱼部；孤，见母鱼部，见匣旁纽叠韵，亦可通。
《管子·地数篇》所谓“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应是一种互文见义的修辞手法，“葛卢之山”和“雍狐之山”其实指同一个地方，都是说的以今湖北大冶铜绿山为中心的幕阜山北麓铜矿区。《管子》如此铺陈叙事，是为了强调蚩尤在那里不断采铜作兵，增强实力，兼并诸侯。
另，“葛卢”“雍狐”上古音相近，或为古吴越语双音节词促读的不同记音文字，原本就是同一座大山脉的称谓，后来才演变成今天的葛山、庐山、荣山、孤山等山名的。
第四，“涿鹿之战”所涉的“涿鹿”“阪泉”“冀”等地名在幕阜山北麓铜矿区周边皆一一可考。
1、涿鹿。《世本·居篇》记载：“涿鹿在彭城。”与铜绿山毗邻的阳新县大路铺遗址附近今犹有“彭城山”和“彭城”“上彭城”“下彭城”等古村落名。“涿鹿”在不同文献中又记作“蜀鹿”“蜀禄”“独鹿”，在距离铜绿山不远的洞庭湖至梁子湖一带，今犹有蜀江、蜀湖、蜀山、独山、鹿山、鹿门等古地名。直至唐代，长江汉阳段都叫“蜀江”。据《元和志》卷27载：汉阳县鲁山“一名大别山，在汉阳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
2、阪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阪泉”作“反山之原”。整理小组释“阪”与“反”通，“泉”与“原”通，“反山之原”即“阪泉”。由简文“黄帝南伐赤帝……战于反山之原”可知，“阪泉”在南方。此于其他文献亦有征，《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阪泉之野]在上谷。”《路史·后纪五》注引《帝王世纪》曰：“上谷当名彭泽。”“彭泽”即鄱阳湖。《说文》曰：“坡者曰阪。一曰泽障。一曰山胁也。”这种地貌正是幕阜山北麓铜矿区的典型地貌，“阪”通“畈”，“畈”为幕阜山北麓铜矿区上古方言，今当地仍有数以百计的叫“畈”的地名，如铜岭所在的瑞昌便叫“夏畈”。
3、冀。“冀”即“翼”，二字字形相似、声韵相近，可通假。唐杨倞注《荀子·修身》“行而供冀”云：“冀当为翼”[5]。“翼”为二十八宿之一，与“轸”宿相邻。轸、翼分野对应荆楚大地，包括幕阜山北麓铜矿区。
过去将此“冀”理解为河北“冀”是不正确的。“冀”的本义是“中”而非“北”。《孔子家语》卷第九云：“中国为冀。”《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郭璞注云：“冀州，中土也。”正因为“冀”的本义是“中”，《逸周书·尝麦解》才说“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如果“冀”指北方，《逸周书》言“中冀”便不可理喻。
“翼”与“冀”之所以可通假，除二字字形相似、声韵相近外，还因其在字义上也相通。“翼”字也有“中”的意思，《玉篇》：“翼，辅也。”《中文大字典》曰：“辅，正也。”又曰：“正，中也。”“翼”与“冀”很可能在上古是同源字，可以互换。
“中冀”乃“天地中心”所在，古时洞庭湖平原有“天心湖”，正与“中冀”相符。《洞庭湖志》卷之二《湖山》四“龙阳县”载：“天心湖，在县东六十里，有上下天心”。[6]
因此，《山海经·大荒北经》所云“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其实就是说“黄帝乃令应龙攻之翼宿之野”，亦即攻之荆楚之野。这与《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所云“蚩尤畔父，黄帝涉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所云“黄帝南伐赤帝”所指方位是相吻合的。若“冀州之野”指河北涿鹿，则显然与之相牴牾。
笔者揣旧释“冀州”在河北，是受了《说文》释“冀”为“北方州”的影响。然而，《说文》这个解释是错误的。甲骨文、金文“冀”皆不“从北”，“冀”字本身并无“北方”义。对此，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冀”字条早有详细辨析，他指出：“《说文》据已讹的小篆释为：‘冀，北方州也，从北异声。’既误认为从北，又割裂独体字为形声字。”[7]其所论甚是。
除此之外，也可能与《山海经》是在《大荒北经》记述这场战争有关。最早记载“冀州”的文献是《禹贡》和《大荒北经》。然《禹贡》言大禹治水从“冀州”始，并未言“冀州”在北方，能将“冀州”与“北”联系起来的只有《大荒北经》。因“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故事记录在《北经》，故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冀州”在北。《说文》释“冀”为“北方州”，除了受已讹小篆“冀”字字形误导，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但是，《山海经》各经文的叙事视角是变化的。《大荒北经》的叙事视角沿袭的是北回归线附近玉蟾岩先民的叙事视角，即“古苍梧”视角。按照这个视角，《大荒北经》所述的地理位置为苍梧以北的长江中游古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一带，而非后来“大一统”天下的黄河中原北方。长江中游古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一带进入洪水季节便是一片汪洋，北方属水，为玄武所在的观念便是由此产生的。今武汉之名和龟、蛇二山及长江中游南岸梁子湖旁的“北海”“海口”等地名，都应是这种《大荒北经》记忆遗存。若“北方”为黄河中原以北，那里全是旱地，北方属水的观念便无由产生。
这一点，可从《海内经》《战国策·魏策》对《大荒北经》所述“共工”“苗民”地望的不同记述得到证明。《大荒北经》云：“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向）。”
《海内经》云：“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又《大荒北经》云：“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战国策·魏策》云：“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
从以上叙事可知，《大荒北经》对“共工”“苗民”地望的述说只有一个笼统的北方方位，具体位置不详。《海内经》对“共工”地望的述说却明确指出共工为祝融之子，生于江水，其后裔亦处江水。由此可见共工地望在长江中游是肯定的。《战国策·魏策》述说苗民地望亦十分具体、明确，指出苗民居地在彭蠡、洞庭之间，也是在长江中游。
由此可见，虽然“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故事记录在《大荒北经》，但这个“冀州之野”指的仍是长江中游而不是后来的河北冀州。
关于上古“冀州”，刘俊男教授多年前做过考辨，他认为上古冀州有一个“由南向北推进，亦即农业文明向游牧文明推进”的过程，从考古角度看，夏以前的冀州“当为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桂花树古城周围”[8]。刘说堪称灼见，值得重视。
其实，从《路史·蚩尤传》说的“阪泉氏蚩尤……发葛卢、雝狐之金启九冶”，已可径直锁定蚩尤采铜作五兵的地点在铜绿山。《易经证释》云 ：“乾数为九。”又《周易述》云：“乾为大”。可见“九”与“大”通，“九冶”即“大冶”。因此，所谓蚩尤“发葛卢、雝狐之金启九冶”，也就是蚩尤“发铜绿山之铜启大冶”。这与《素问·五常政大论》“眚于九”注所云：“九，南方也。”也是很吻合的，“大冶”便在长江以南。正因为蚩尤是在长江以南采铜作五兵，居于长江以北的黄帝要“涉江”才能讨伐他。
至于黄帝具体从何处起兵讨伐蚩尤，笔者以为是从长江北岸的今湖北黄冈市一带。黄冈北倚大别山，西连武汉，东接安徽，南与幕阜山北麓铜矿区隔江相望，从那里“涉江”讨伐蚩尤十分便捷。
旧说黄帝故里在河南新郑或陕西宝鸡，如果是这样，黄帝要从那里讨伐蚩尤太过于遥远，在公元前约三千纪的农耕社会，不可能有如此跨生业区的长途跋涉作战。在古代战争要素中，后勤供给至关重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从新郑或宝鸡起兵，后勤供给难以保障。
《五帝本纪》所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也不是学界想象的那样是后世的“大一统”天下四方征战。笔者以为这个“天下”是一个“小天下”，虽然其时蚩尤已灭，黄帝已有不少拥戴他的诸侯可以提供后勤保障，但他征战的四方范围仍只限于以幕阜山北麓铜矿区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
“岱宗”指合肥漕湖岱山。其距长江中游不远，黄帝顺江而下，征伐起来并不困难。
“空桐”指“洞庭”。“空桐”和“洞庭”可声转，是不同记音文字。宋娄机《班马字类》“黄帝过空桐”，《永乐大典残卷·抱扑子·地真篇》便作“黄帝过洞庭”。“登鸡头”指登洞庭湖平原西北角的宜昌鸡头山。
“江”这里应指资江。《书·禹贡》：“九江孔殷。《正义》：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风俗通·山泽篇》云：“江者，贡也。出珍物，可贡献也。”资江之“资”义近之。“登熊、湘”，指登资江流域雪峰山脉的熊山、湘山。
“北逐荤粥”即把“荤粥（匈奴）”赶到北方去。这个叙事说明黄帝故里不在北方，否则，如此叙事便于理不通。
“釜山”指咸宁“浮山”。古无轻唇音，釜，并母鱼部；浮，并母幽部，双声，鱼幽旁转可通假。“釜山”与“浮山”亦为不同记音文字。咸宁“浮山”与大冶铜绿山毗邻，均属幕阜山北麓。黄帝伐蚩尤从幕阜山北麓铜矿区始，最后结束战争又“收兵”于幕阜山北麓铜矿区，故谓“合符釜山”。
“邑于涿鹿之阿”，即黄帝平定天下后在蜀鹿之野亦即洞庭之野铸鼎定都。
常见有论者据《五帝本纪》所云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黄帝是北方游牧民族[9]。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这种论说完全无视上文“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和下文“以师兵为营卫”，把黄帝四方征战的战时生活曲解为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论说是无效的。
笔者认为，“炎、黄、蚩”故事原本是稻作农业区的一个“小故事”，后来才拓展为大天下“大故事”的。我们今天发掘的众多文化遗址，有些只是这个“小故事”在扩展和传播过程中留下的次生“化石”。如果我们不分时空节点一股脑地将它们全都装入“炎、黄、蚩”原生故事叙事框架，中华民族的成长史便会显得很紊乱。不明此，很多问题都难搞清楚。
二、“黄帝以姬水成”
《国语·晋语四》所说的“黄帝以姬水成”之“姬水”，过去学界大都说是陕西武功县的“漆水”或河南新郑市的“潩水”。细考，这些说法均属后人主观认定，并无确凿原典文献支持，更无与黄帝传说紧密契合的考古学材料作证。
根据上述“蚩尤畔父，黄帝涉江”和“黄帝南伐赤帝”等传世与出土文献双重证据，笔者认为“黄帝以姬水成”的“姬水”即黄冈“蕲水”。蕲，斤母之部；姬，见母之部，双声叠韵，可通假。“蕲水”或为“姬水”的不同记音文字。蕲水流域今犹有“姬公庙”“黄帝寨”“皇帝塆”“皇帝尖”等古地名，这些地名亦均可作为“黄帝以姬水成”的“姬水”为黄冈“蕲水”之旁证。
蕲水为长江中游北岸的重要水系，《水经注》“蕲水”条云：“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南过其县西，又南至蕲口南入于江。”全长117.8公里，接纳大小支流550条，流域面积1983平方公里，其广阔的地理空间为黄帝族成长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考古学文化看，黄帝传说可具体对应黄冈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螺蛳山遗址位于堵城镇堵城村，地处长江内江东岸约350米的小山丘上。现存面积约7000平方米，原与东南约300米的王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一座相连的山丘，规模宏大。螺蛳山遗址时间跨度为距今约6000～4000年[10]，正好包括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关于螺蛳山遗址所在地“堵城”名字的由来，据《中国地名辞源》解释，是取“削壁为城，堵截来敌”之意命名。然其地为沿江冲积平原，无“壁”可削，其所说当不实。“堵城”这个名字出现在那里很突兀。它很可能即黄帝早期“都城”。“堵”与“都”双声叠韵可通假，《史记·六国年表》“魏城武都”，《魏世家》“都”便作“堵”。
螺蛳山遗址对我国考古和上古史研究意义重大，其所处位置为东、西、南、北各支考古学文化的接触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多种文化在那里汇集、交融。考古界一般认为螺蛳山遗址存在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11]。这种文化性质和规模正好为“黄帝以姬水（蕲水）成”提供了可能。在陶器类型上，螺蛳山遗址多鼎，女性墓葬多陶纺轮，这也与黄帝身份及嫘祖传说很相符。
笔者说“黄帝以姬水成”之“姬水”即“蕲水”，还可由其他文献所载黄帝世居地和活动地证之。
（一）《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世居地：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以上所述地名在蕲水及其周边地区皆一一可考。
1、“轩辕之丘”：应即黄冈螺蛳山遗址。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授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今黄冈境内有“熊坳”“熊塆”“熊老塆”“熊山岗”等古地名，其正与螺蛳山遗址这个“轩辕之丘”形成呼应。这些地名应都是“有熊氏”曾在那里生息繁衍留下的文化印记。后来楚人以“熊”为氏，也应与黄帝“有熊国”在长江中游有关。有论者将黄帝“名曰轩辕”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车联系起来，说黄帝系北方游牧民族，这是不对的。黄帝名“轩辕”应和对应荆楚大地的“轸”宿有关。《史记·天官书》云：“轸为车”，《荆州星占》亦云：“轸为天车。”黄帝的名字“轩辕”便得自“轸宿”这个“天车”。
2、“西陵”：即湖北宜昌西陵。宜昌西陵距黄帝所居的黄冈“轩辕之丘”不远，黄帝娶“西陵之女”为妻在情理之中。
3、“江水”：指长江中游。“江水”地望无可争执，此亦证明黄帝世居地在长江流域。
4、“若水”：指武汉市黄陂区的一条古河流，今黄陂区仍保留有“若水塆”古地名。
5、“蜀山”：指长江南岸今嘉鱼县“蜀山村”一带，其与黄陂若水隔江相望，昌意在那一带娶妻亦甚为合理。
6、“桥山”：即今湘阴“乔山”。湘阴乔山有“黄陵”“黄陵庙”，当为黄帝葬处。
黄帝后裔高阳、高辛居地亦在长江南岸幕阜山北麓阳新县境内的“古阳辛镇”。当地民间传言，黄帝孙颛顼高阳和玄孙帝喾高辛曾居那里，人们为纪念这两位先祖，便将该地取名为“阳辛”[12]。笔者专门到那里考察，证实当地的确有此传言。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参读《离骚》，屈原为“帝高阳之苗裔”，他流放期间为向先祖陈情，追溯到幕阜山下的汨罗江投水自沉，两相印证，这个传说亦应非空穴来风。
值得关注的是，在幕阜山东侧的江西吴城遗址，出土了“勹土耑田”陶文。“勹”古同“包”，可读作“亳”。“土”读为“社”，社乃土地之神，亳社应即商之社坛。“耑”字为李学勤先生所释[13]。笔者以为“耑”可读“颛”，二字均有“专”义，且“耑”为“颛”声旁，当可通；或“耑”为“颛”省。四字可训为“亳社颛田”，即商族供祀颛顼之田。准此，“古阳辛镇”为高阳、高辛故居便相当可信了。
（二）《帝王世纪》所载黄帝世居地：
黄帝生于寿丘，在鲁东门之北。
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
[黄帝]有圣德，授国于有熊，郑也。
先秦文献只载“黄帝以姬水成”，未见黄帝出生地记载。司马迁写《五帝本纪》也未提黄帝出生地。有关黄帝出生地的记载始见于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过去学界认为《帝王世纪》所说的“寿丘”“鲁”“曲阜”在山东，所说的“郑”在河南。这是将后世次生地名对应黄帝故事原生地名。这样对应使黄帝地望显得十分混乱。其实，《帝王世纪》所记述的这些地名仍都是在长江中游。
1、寿丘：此系借用十二星次的“寿星之次”叙事。《国语·晋语四》云:“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韦昭注:“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为寿星之次。”寿星与二十八宿相配为轸、角、亢、氐四宿。对应荆楚的轸宿在其中，故“寿丘”应即指黄冈螺蛳山遗址。
2、鲁东门：即汉阳鲁山城东门。鲁山城一名鲁城，三国时筑，城以鲁山得名。《水经·江水注》所说的“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即指此。皇甫谧与吴江夏太守陆涣同时，他应知陆涣所治鲁城，故以之来作黄帝出生地“寿丘”的叙事坐标。长江经鲁城向东北方向流，下游便是黄冈螺蛳山遗址，此正与《帝王世纪》所云“黄帝生于寿丘，在鲁东门之北”相合。
3、“穷桑”：或指黄冈“桑林”。据《元丰九域志》载，黄州其时尚有桑林镇。
4、“曲阜”：即“蒲阜”“幕阜”。《说文》云：“或说曲，蚕薄也。”可见“曲”可训“薄”。“薄”与蒲圻之“蒲”可通假，《唐韵古音》：“薄读蒲。《书》序：‘成王旣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左传》《史记》作薄姑。”因此，“曲阜”亦可训作“蒲阜”。“蒲阜”亦即蒲圻所在之“幕阜”。蒲，并母鱼部；幕，明母铎部，并、明旁转，鱼、铎阴入对转，“蒲”与“幕”于上古声韵也是可通的。《帝王世纪》所云“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意思应当就是黄帝从黄冈登帝位，后因“蚩尤畔父”而“涉江”讨伐蚩尤，迁徙到了长江南岸的幕阜。
5、“有熊”：上已言黄冈境内有“熊坳”“熊塆”“熊老塆”“熊山岗”等古地名，“有熊”当指此。
6、“郑”：古“郑”亦在黄冈一带。今黄冈犹有“郑岗”“郑坳”“郑咀”“郑寨”等与“郑”相关的古地名。河南新郑市之“郑”当为后起，为黄帝故事北传所产生的新地名，故谓“新郑”。
在以上地名中，“鲁”十分重要。对“鲁”字原始内涵的考释，关涉到中华文明正确探源。因许多文献在述古帝事时都涉及到这个“鲁”，论者多将其与山东“鲁”联系起来，认为这些古帝事都发生在山东，这属误解。其实，山东“鲁”之名都是由长江中游迁去的。
于省吾先生释甲骨文“鲁”云：“从鱼从口，口为器形，本象鱼在器皿之中”[14]。又鲁与鹵、鱼可通假，银雀山竹简《王兵》“蒲苇、平䓪（荡）、尺鲁……”，影本注“尺鲁”读为“斥鹵”。殷墟甲骨文《后》上三一·一“在甫鱼”，《后》上三一·二作“在甫鲁”[15]。鹵专指西方的岩盐，《说文》云：“鹵，西方咸地也。”《说文段注》云：“东方谓之㡿，西方谓之鹵。”甲骨文“西”与“鲁”的字形亦的确很相似，容易混淆。据此，笔者考释“鲁”的造字应本自大溪文化先民腌制盐鱼的生活记忆。
据考古材料，至迟在6千多年前，长江三峡地区的先民便已开始腌制盐鱼了。“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三次发掘墓葬207座，其中９座有以鱼随葬的现象，有的鱼被放在身上，有的在脚旁，有的在双臂下，有的被含于口中[16]。“鱼肉高度易腐，如果不以咸盐腌制即便煮熟也无法长期保存，而巫山大溪墓葬中的鱼骨得以保存至今，正好说明腌鱼技术的存在。”[17]
大溪文化随葬腌制盐鱼的墓葬不多，说明“鲁”是一种难得之物，是财富的象征。故“鲁”与“嘉”“旅”可通假，具有“美好”和“商贾”的意味[18]。
笔者发现，在渝东和鄂西南有“鲁山”，那里正是大溪文化的发源地，“鲁山”很可能是当地先民腌制盐鱼习俗的一个文化地标。笔者还发现，从大溪文化核心区开始，“鲁山”地名有向外传播的迹象。沿汉水传播到河南平顶山，那里有鲁山县；沿长江而至黄淮流域，湖北宜昌、阳新、武汉有鲁山，安徽舒城有鲁山，江苏邳州有鲁山，山东淄博、潍坊、沂源有鲁山。如果将“鲁山”所在地排序，正反映了“鲁”之名由西向山东传播的路径。因此，认为《帝王世纪》所云“黄帝生于寿丘，在鲁东门之北”指山东曲阜是不对的。同样，许多文献在述古帝事时所涉及的“鲁”与山东也没有关系。“鲁”包括与之相随的“曲阜”的原生文化记忆都在长江中游。
（三）文献所载的黄帝活动地亦在长江中游：
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庄子·天运》）
黄帝过洞庭，从广成子受自成之经。（《抱朴子·地真篇》）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史记·封禅书》）
以上所说的“洞庭”在长江中游历来无异议。笔者考黄帝采铜、铸鼎之“首山”“荆山”亦在长江中游幕阜山北麓铜矿区。
“首山”应指咸宁蒲圻首山。《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载：“蒲首山在县西三十里。《志》曰：蒲圻之首山也。”蒲圻首山是从洞庭湖区上幕阜山的第一座山，或因此而名“首山”。“荆山”应指咸宁荆山，其距“首山”很近。两座山均为幕阜山西北麓余脉，距幕阜山北麓铜矿区不远，“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故事应即发生在那里。咸宁荆山下便是洞庭湖，因黄帝在那里铸鼎，故后世名洞庭为“鼎湖”。《洞庭湖志》载：“鼎湖，在（湘阴）县西北二百里，巴、华、龙阳交界。《湘阴县志》：‘黄帝铸鼎荆山之阳，张乐洞庭之野。鼎成，骑龙上升，故曰鼎湖。’”沅水入洞庭处古时曰“鼎江”、常德曾名“鼎州”，亦应都是因黄帝曾在洞庭铸鼎而得名。
《史记·封禅书》所载的具有神话色彩的黄帝骑龙上天故事，很可能是融入了洞庭湖先民的“龙卷风”生活记忆。“龙卷风”是洞庭湖区的典型气象特征，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当今亦然。1952年以来，岳阳全市范围有10例龙卷风，1983年湘阴“4·27龙卷风”，达到EF-4级，在上世纪被列入世界十大风灾[19]，风眼正好在黄陵庙附近的神鼎山镇。
以上这么多古地名与传说中的黄帝世居地和活动地地名一一对应，绝非偶然。值得指出的是，当地百姓并未刻意将这些地名与黄帝故事联系起来炒作，即便“古阳辛镇”“鲁东门”“黄陵”也没有。这就证明其不是为了附会黄帝才起的地名，而是埋藏在中华民族记忆底层的黄帝故事原生地地名。
这些与黄帝故事密切相关的地名没有引起史家重视，与后来中国政治中心已迁北方有关。其时的南方被看成是蛮荒之地，历代儒生根本就不采信这些地名传说。甚至把湘阴黄陵也改说成了是葬的帝舜二妃。《湘阴县志》“黄陵山”云：“在县北四十五里，大江之滨。帝舜二妃墓在焉。”《水经注》亦云：“二妃庙，世谓之黄陵庙也。”唐代韩愈写的《黄陵庙记》也云：“湘旁有庙曰黄陵，自前古立祀尧之二女、舜二妃者。”[20]但是，帝舜二妃墓在洞庭君山亦多有文献记载，这就产生了矛盾，在同一个洞庭出现了两个帝舜二妃墓。另，如果湘阴黄陵是葬的帝舜二妃，又岂敢称“黄陵”？这些都是于情理说不通的。唯一的解释便是：黄陵的真相被掩盖。
但尽管如此，历史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还是有一些文献保留了少许真实的历史记忆。如《岳州府志》载：“轩辕台，在君山上，一名铸鼎台。”唐代胡曾《洞庭》诗曰：“五月扁舟过洞庭，鱼龙吹浪水云腥。轩辕黄帝今何在？回首巴山芦叶青。”[21]
当然，黄帝族群的成长地除了以蕲水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外，还应包括蕲水至安徽含山的长江北岸大别山一带。与鄂东相连的安徽潜山县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均应是黄帝故事的考古学文化支撑。螺蛳山遗址和薛家岗遗址都出土了多孔石刀[22]，可见两地文化相连。多孔石刀是薛家岗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其石刀钻孔特别偏执于奇数，除M49中随葬一件为四孔外，其余均为1、3、5、7、9、11、13奇数孔[23]，这或许与传说中的黄帝《归藏易》“易数”有关。《尚书·中候》云：“帝轩提像，配永循机。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河龙图出，洛龟书成。赤文像字，以授轩辕。”在凌家滩遗址，便出土了刻有八卦空间模型和易数的与之相契合的玉龟版。凌家滩遗址附近今仍有“骆集”“骆张”等古地名，这亦与“洛龟书成”传说相符。凌家滩玉龟版是证明黄帝地望在长江流域的最有力物证，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世本·作篇》载：“黄帝作冕。”冕即冠，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像皆戴冠冕。后来，这种戴冠冕的玉人像又出现在了石家河文化中，这正反映了黄帝文化成长和传播的路径。
三、“炎帝以姜水成”
《国语·晋语四》所载的“炎帝以姜水成”的“姜水”，笔者则以为应是“湘水”。姜，见母阳部；湘，心母阳部，见心旁纽，叠韵，二字上古音可通。
旧说炎帝成长的“姜水”在陕西岐山姜氏城南，凭的仅是《水经·渭水注》所云：“是其地也。”这是郦道元的主观判断，这种未经论证的注释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据明代天顺五年《一统志》所载“姜水在宝鸡县南”，说炎帝成长的“姜水”是宝鸡县南的清姜河，也是未经论证的主观判断，不足取信。
笔者谓姜水即湘水，除了姜、湘二字声训相通外，《帝王世纪》所载的舜母游华阳感孕生舜的“华阳”，在湘水入洞庭东侧的幕阜山麓亦可考。平江县有“华阳山”，距“华阳山”不远处有“姜源洞”“姜源村”。甲骨文“姜”与“羌”形近。据《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而据《战国策·魏策》《史记·吴起列传》记载，三苗国在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平江“姜源洞”正处于这个区位，因此这个“姜源洞”很重要，它应即炎帝姜姓的源头。此外，湘水流域为炎帝神农文化最深厚积淀区，炎帝陵亦在湘水流域。
当然，笔者说“炎帝以姜水成”的“姜水”是“湘水”，主要还是基于湘水所在的湖南考古学文化可以有力支持文献所载的炎帝历史功绩。《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三引《周书》曰:“神农耕而作陶。”《周易·系辞下》曰：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淮南子·修物训》曰：“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以上这些记述都可以在湖南考古学文化中找到对应：在湘水源头道县都庞岭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东亚大陆最早的陶和稻[24]；在澧阳平原，发掘了东亚大陆最早的城，城内出土了10座陶窑，专家认为其产陶规模已远超城内居民所需，已存在与城外居民的商品交易行为[25]；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一批我国最早的帛医书和竹木简医书，合计达14种，约三万字。这批古医书后世都已失传，就连《汉书·艺文志》也未能著录，其中应不乏炎帝尝百草积淀下来的远古药物学知识。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湖南是我国传统农业、制陶工业、城市商品交易和药物知识探索的先驱地和传播中心。也因为有这些考古发现，笔者说“炎帝以姜水成”即“炎帝以湘水成”，才显得合理。
陕西姜氏城南的所谓“姜水”，从考古层面看，既非陶的发明地，也非原始农业发源地，更非城市商品交易萌芽地和远古中草药知识积淀地，怎么可能是早年炎帝的成长地呢？因此，旧说陕西宝鸡是第一代炎帝故里，是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相违的。
笔者这里并不是否定陕西有炎、黄文化，陕西不仅有炎、黄文化，而且十分深厚，保留得也更为完好。陕西民众也同样是炎、黄二帝的嫡系子孙。笔者这里只是在回溯中华民族的成长过程，厘清我们民族在不同历史时空的发展节点。以历史节点考之，陕西炎、黄文化显然是炎帝、黄帝族群北迁带去的。那里只是炎、黄文化的次生地而非原生地。
陕西之所以被历代王朝视为炎、黄文化正宗，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这犹如自然界的参天大树，越往上面，树冠越大，益发郁郁葱葱，引人注目；而树根在下往往不被人关注，埋在地下的树根尤然。人类文明之树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到树冠，而忘记了树根。
炎、黄故里不在黄河流域旱作农业区而在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笔者于上面已从文献原典、地名学和考古学进行了多重证据论证。蚩尤作为“黄帝之子”、“炎帝之裔”，其故里当然也在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
10年前，笔者曾发过《新化“蚩尤故里”考辨》拙文，认为蚩尤世居地可能在雪峰山脉的“大熊山”[26]。那里发现了清末民初的载有“蚩尤屋场”的《陈氏源公九修族谱》和古石碑，还有许多有关蚩尤的民俗传承。虽然这些证据年代很晚，似乎不能说明问题，但是，因蚩尤被历代王朝视为反面人物，当地百姓绝无可能攀附其名以壮地望，因此这些证据在学理上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五帝本纪》载黄帝“登熊湘”，有一种说法就是登这座大熊山。《大清一统志·宝庆府一》载：“熊胆山，在新化东北一百里，一名熊山。《方舆览胜》云：‘昔黄帝登熊山，意即此。’”
大熊山之所以有可能是蚩尤族群的早年世居地，因它是雪峰山脉向洞庭湖区延申的最后一座山峰，是雪峰山高庙文化向北传播的重要隘口。宁乡沩水从其余脉流往湘江，在长沙湘江东岸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高庙文化大塘遗址[27]。资江绕大熊山流至益阳，在益阳亦发现了蔡家园、麻绒塘、丝茅岭3处高庙文化白陶遗址[28]。大熊山余脉抵益阳沧水铺便是洞庭湖区，与湘阴乔山黄陵相望。从长沙湘江经浏阳河可北达幕阜山，上面提到的“华阳山”“姜源洞”便在这条文化带上。再过去就是幕阜山北麓铜矿区。
在雪峰山高庙文化核心区与洞庭湖平原之间，广袤的湘水流域无疑为炎帝、蚩尤姜氏部族的生息繁衍、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自然地理空间。其考古学文化所呈现出来的上古文化通道，与炎、黄、蚩古史故事的形成路径也无不吻合。
学界多言蚩尤故里在山东，其主要理据是因山东有蚩尤墓。《三家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然而，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个“阚乡城”蚩尤冢的存在，坐实了蚩尤故里在长江中游而不在山东，山东只是“涿鹿之战”后蚩尤后裔新的生息繁衍和发展壮大地。
这个历史奥秘就隐藏在“阚乡城”的“阚”字当中。《说文》释“阚”：“望也。”《说文段注》：“望者，出亡在外，望其还也。”可见“阚乡城”即“望乡城”。既名“望乡城”，也就证明山东不是蚩尤故里。为什么山东蚩尤冢所在地要取名为“望乡城”呢？这应与蚩尤后裔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始祖蚩尤遗骸重新葬回故乡有关。这个“阚”字包含了中华民族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悲欢离合磨难史。
山东非蚩尤故里而是“涿鹿之战”后蚩尤后裔新的生息繁衍地，从山东民间葬俗亦可得到佐证：直至而今，山东民间为逝者送魂，仍要朝着西南方向大声哭喊：“某啊、某啊，往西南……”山东的西南，正是长江中游。作家莫言曾在《红高粱》中以文学语言记录过这个葬俗，笔者2022年秋在山东作田野调查也证实了这个葬俗。这种沉淀在民间葬俗中的文化人类学记忆，应反映了历史的某些真相。
山东先民自大汶口文化时期起，与长江中游先民就是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大汶口文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有太多的沟通与相似。如，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豆凸显着长江中游高庙文化八角星标志[29]，龙山文化的蛋壳陶、磨光黑陶与石家河文化同类器存在技术交流，都是明证。从民族学角度看，山东人的豪放、耿直和刚毅秉性，亦保留有较多的蚩尤时代我国先民的文化特征。审视我们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空间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令人感触良多。
四、“炎、黄、蚩”古史发生路径反思
检讨学界长期以来将黄帝说成是从西北来的，在炎帝地望上或言西北或言南方，在蚩尤族属上或言东夷或言苗蛮的原因，不外乎有二：
一是不加论证便主观认定《山海经》等文献所载古史故事的叙事视角为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将古史故事所述的东、南、西、北方位对应以中原为中心的后来才有的“大一统”天下东、南、西、北方位，完全不顾及古史故事所述的四方方位有可能是一个别的局部地区的四方方位。在此错误认识基础上，又将因族群迁徙和文化传播形成的次生地名等同于故事原生地名，继而将其与考古学文化对接，这就难免在文献材料的引证和考古学文化的阐释上顾此失彼、矛盾丛生。
二是将中国现代考古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仰韶时代”“龙山时代”视为中国上古史的“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因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先发掘，便先入为主地认为“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必然对应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认为中华民族必定来自黄土高原、中华文明必定最先源于黄河流域。而事实上，中国上古史自身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从分子人类学所揭示的东亚大陆现代人进化史看，中国人的祖先最早是在南方生存，然后才由南往北迁徙的[30]。新石器时代的族群迁徙和文化走势也是这样[31]。
对此我们不妨展开讨论：
比较距今7000年至5000年时所谓“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南方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彩陶的优势只是以其色彩艳丽的图案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震撼，其文化内涵远没有高庙文化、柳林溪文化、凌家滩文化的丰富与深刻。高庙文化、柳林溪文化、凌家滩文化所拥有的天文历法图像系统，代表着同时期东亚大陆文明的最高成就，是仰韶文化所无法企及、无法比拟的。仰韶文化亦并非一种游离于高庙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在其艳丽的彩绘陶衣上，依然烙着高庙文化的八角星太阳历标志[32]。从城市文明视域看，仰韶文化的差距更为明显：东亚大陆最早的城址、中心城址和城址群，都是先在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出现，然后再向黄河中原地区推进的[33]。黄河中原直至距今5300年时，才有了第一座城——郑州西山古城，其比长江中游的城头山古城足足晚了1000年。而且“规模甚小，毋宁视为一座设防的村寨。”[34]
比较距今5000年至4000年时包括所谓“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其时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已经式微，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如日中天，渐次向中原地区和西北第二阶梯迁徙、扩张。在西北第二阶梯，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继仰韶文化强弩之末，催生了齐家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并非当地本土文化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其玉器形制、猪骨葬俗、石头雕像，无不本自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传统。在中原地区，其时中原本土文化已褪去仰韶文化彩陶外衣，而多见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影子[35]。有学者研究，山东龙山文化黑陶的源头亦在长江中游[36]。放眼4500年左右的东亚大陆，石家河城邦傲视群雄，而非龙山文化可比。
另外，考古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江中游文明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已经自我消亡，没有参与中原文明进程[37]。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首先，这种观点罔顾事实。事实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长江中游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器，“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38]即便到了商代前期，长江中游文明仍很发达，如杨家湾一座大型墓葬出土青铜大鼎口径55厘米，是商代前期直径最大的青铜鼎。盘龙城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接近200件，无论是数量、精美程度，都不亚于同时期的郑州商城[39]。
其次，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以封闭的、静止的眼光看待一种文明在某地的兴盛与淡出，而没有考虑到文明是动态的，是可以随人群异地迁徙的。某种文明迁徙到异地，融合异地本土文化以一种新的姿态发展、壮大，依然是这种文明。不能把它在异地重新出现的文明新样态视为异地原有文化的自然延伸与发展，而说这种文明已经消亡。
看一种文明是否消亡，要看后来的文明中是否还有它的“质的规定性”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去考量，真正自我消亡、没有参与中原文明进程的是仰韶文化彩陶——庙底沟文化的“玫瑰花”没有一朵存活在三代文明的土壤上，全部枯萎凋零。三代文明的玉器、青铜器承载的是中华先祖在南方悟到的“道”，铭记的是长江文明高庙文化图像系统的“祖神像”及其文化标识。因此，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去生硬对接“炎、黄、蚩”三祖地望，是会出大问题的。对此，我们应当深刻反思。
注 释
[1] 肖守库：《涿鹿之战若干问题浅探》，《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17年3月。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3] 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4] 郭静云、郭立新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南方文物》2018年3期、2019年3期。
[5] 耿芸标校：《杨倞注荀子》，山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6] [清]陶澍、万年淳：《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9年，第48页。
[7]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389页。
[8] 刘俊男：《华夏上古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9] 易华：《黄帝与成吉思汗——从游牧看中国文化的形成》，《论草原文化（第六辑）》2009年。
[10] 董志伟《黄州螺蛳山遗址文化特征浅析》，《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10月。
[11] 董志伟《黄州螺蛳山遗址文化特征浅析》，《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10月。
[12] 中国省、市、县/区（部分）等行政区的地名由来：中南篇 - 知乎 (zhihu.com)。
[13] 李学勤：《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14]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52页。
[15] 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页。
[16] 谢建忠：《巫山大溪遗址以鱼随葬的原始宗教意识与巫术》，《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7] 权莎、邓晓：《巫山大溪遗址鱼类随葬品及其内涵探析》，《三峡论坛》2018年第2期。
[18]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52-53页。
[19] 张为、徐亚平：《百年古塔见证罕有龙卷风》，《湖南日报》，2020年5月12日。
[20] [清]陶澍、万年淳：《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9年，第261页。
[21] [清]陶澍、万年淳：《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9年，第551页。
[22] 湖北省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23] 朔知、杨德标：《薛家岗石刀钻孔定位与制作技术的观测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24] 吴小红等：《湖南道县玉蟾岩早期陶器及其底层堆积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
期；李水城：《驯化与农业起源》，《光明日报》，2022年9月13日，第11版。
[25] 刘勇、罗宏武主编：《神秘的高岗——城头山遗址解读》，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1-63页。
[26] 周行易：《新化“蚩尤故里”考辨》，《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2年第10期。
[27] 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南托大塘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八集，岳麓书社，2009年。
[28] 尹检顺：《湖南史前白陶初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29] 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81页。
[30] 金力、褚家佑：《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年，第236-237页。
[31]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四川文物》2007年1期，第50页。
[32] 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2年，第412-413页。
[33] 赵春青：《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史前城址的比较》，《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34] 苏秉琦主编：《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3页。
[35]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4-37页。
[36] 范梓浩：《从泥质黑陶遗存看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格局的转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7] 何弩：《可持续发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崩溃与中原崛起的原因比较》，《中原文物》，1999年4期。
[38] 邓慧遐、付磊磊等：《天门有个长江中游史前部落文化遗址，史前玉作巅峰，城壕总面积约180万平方米》，《长江日报》，2022年8月8日。
[39] 张昌平：《盘龙城遗址考古收获》，《人民日报》，2019年9月7日，第5版。
（本文为2023年6月10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50周年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引用以长江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的《铜绿山古铜矿遗扯考古发现50周年学术研究文集》为准，全文见该《文集》第191~207页。）
